前言：

2014年9月18日清晨六点许，我在露湿青皋的爱丁堡醒来，准备见证这场自1707年英苏合邦以来，苏格兰最接近重新独立、联合王国差一点濒临解体的公民投票。投票至当晚10点截止，选票的大势在隔日凌晨2、3点便初见端倪。最终，约55%的投票者仍选择让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之内，女王终于免于断送联合王国的重负，开心地在2015年9月超越维多利亚女王，成为整个英国历史上在任期最长的元首。

而苏格兰独立公投大戏的实际导演之一、保守党党魁卡梅伦则在2015年的大选中获得回报，带领保守党蝉联执政；但倾独的苏格兰国家党虽然在公投中失败，党员却在挫败后的短时间内激增400%之多，更于国会选举中大有斩获，几乎席卷苏格兰选区的所有国会席位；且势将在明年的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中续占多数，继续成为苏格兰地区政府的执政党。

在公投挫败后稳住舵、接掌苏格兰国家党党魁的斯特金女士已经平稳接班，完全进入状况，甚至准备在明年的苏格兰国家党选举政纲中，明白列出将触发苏格兰人民发动二次独立公投的条件─例如一旦英国退出欧盟等等。

“独立，仍是我所相信的最好选择”，“但我们不准备迎接第二次失败”，斯特金说。

而在国会大选中惨败的工党，则换下了党首米利班得，由激进的左翼派系怪杰柯尔宾执掌党权，恐将终结布莱尔时代以来的中间偏左路线。

“九一八”公投后的一年，英国政局乃至于整个欧洲起伏迭宕，波澜兴替。值此际，似可将时光倒流回一年前，重温这场战后以来，西欧各国中社会动员最广泛、投票参与率最高、差一点改变国界疆域的未遂分离运动。

苏格兰的抉择 (本文成于2014年9月底)

    “苏格兰的多数人决定，在这个阶段，苏格兰并不要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接受人民的决断，我呼吁全苏格兰与我一起，接受这项苏格兰人民的民主选择”。9月19日清晨六时许，苏格兰独立运动的主要领导人、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兼苏格兰国家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党魁，亚历克斯‧萨蒙德(Alex Salmond)来到苏格兰议会大厦旁、一座原本要用来举行胜选庆祝活动的科教展览馆，向彻夜等待开票结果的支持者们发表讲话，承认幷接受“苏独”主张，在此次苏格兰独立公投中落败的结果。

他并呼吁，英国中央政坛上的三大政党─保守党、工党及自由民主党，应尽快兑现他们在公投前联名发表的政治承诺：如果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则中央将对苏格兰地方议会及政府下放更多的权力。至此，这场围绕着苏格兰公投而生、前后历时两年多的政治马拉松，终于跑到了终点。然而，这场公投所带来的余波，仍将继续震荡英国的政治结构。

 9月18日公投举行当天，共计有362万选民，走进苏格兰全境的5,579个投票所，针对“苏格兰是否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此一问题，进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显示，在历经两年的政治拉锯战后，支持苏格兰脱离联合王国、成为独立主权国家的选民仍只占44.7%，而反对独立的选民则有55.3%。即便这已经是自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两邦统一议会及政府、组建“联合王国”以来，“苏独”支持者距离“重新独立”目标最接近的一次政治尝试。但支持独立的民意，距离反对者仍有10%的差距。

 不论意见正反，这场“苏独”公投的整体投票率高达84.59%，选民参与投票的意愿之强，不但刷新了英国政治史的纪录，亦为多年来西方社会中所罕见者。对苏格兰选民来说，这次的选择，不光是选一个政党、换一届政府，而是一次“无法回头”、将永久决定自身国家归属的决断。同时，这场不设最低投票率门槛、最终政治结果也不取决于党派间合纵连横和人事分配的公民投票，不但票票等值、不因选区而异；而且每一个人的决定，都会对仅有“是”或“否”两种简单答案的终局，产生直接的影响。

选在正常上班日举行的“苏独”公投，从9月18日的清晨七点进行到晚间十点截止，历时15个小时，以保障最多数人的投票机会。在投票截止后，所有选票分别集中到全苏格兰32个行政区的开票中心，随即连夜进行计票工作。直到19日清晨，随着多数选票开出，选民意向已大致明朗；“苏独”派承认落败，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缔结了307年的国家联盟乃告存续。而从2012年10月，苏格兰政府与英国中央政府签署《爱丁堡协议》、商定“苏独”问题将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解决以来，这场围绕着统独议题而生的全民辩论终于尘埃落定。在此期间，正反双方阵营所发动的广泛政治动员与社会游说，其时间跨度之长、所涉议题之广、民众参与力度之深，均超过以往任何一次的常态性选举。

苏独运动：两年的长跑

许多英国报刊皆指出：经此一役，即便苏格兰仍留在联合王国内；但是“公投”所带动的公众参政议政风气，已经大幅改变了苏格兰本地的政治文化。萨蒙德在“苏独”落败后亦勉励支持者说，整场运动“已经让我们触及了那些未曾参与政治的社群”；他还称，“人民的群众行动仍将在苏格兰持续下去─这正是象征英国中央政坛的威斯特敏斯特建制(Westminster establishment)所惧怕的”。

在这次公投运动中，综观“苏独”派造势、游说的论述策略，他们所声讨的对象，并非是在数百年前曾与苏格兰兵戎相见的英格兰、更不是整个联合王国的国家形象和历史渊源。在整场运动中，“苏独”派始终把质疑、批判的对象，锁定在由伦敦政坛精英所代表的威斯特敏斯特建制，由于这套体制 “不够民主”、“无法充分表达苏格兰人民的意愿”，因此苏格兰才有脱离英国、争取独立主权的必要。在苏格兰地区政府于2013年11月所出版的独立白皮书中，就详细列载了由于人口和国会席次分配上的劣势，苏格兰选民的声音，在英国中央政坛是如何被“边缘化”的。

由于在英国下议院的650个席次中，目前从苏格兰地区选出的议席只有59个，因此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至2013年的68年间，其中有34年的时光，苏格兰是被“未获苏格兰选民多数支持”的中央政府所统治的；而从1945年以来所举行的18次国会大选中，也仅有其中的两次选举，国会内的最大党为何，会因为苏格兰选民的选择结果不同而发生改变。但这两次选举后所产生的政府加起来，执政时间甚至未超过26个月。

此外，虽然自1999年苏格兰议会恢复设置、并由多数党议员组成苏格兰政府以来，地区政府已获得医疗、教育、内政、法律、农渔业、环境、住房、观光、交通等政策领域的自治权限，但自治权限的予夺仍系于英国国会的决定，且苏格兰议会所能调度的财源，仅有从苏格兰地区征收的整体税赋收益的15%。而攸关民生的雇用和劳动条件、移民、贸易与产业、社会安全与福利等政策范畴，仍属于英国国会的保留权限，苏格兰地区政府不能依据本地的情况及需求，自行制定相关政策。因此，“建立一个距离民众更近”、“对苏格兰民议更具有回应力”的政府，以及透过此一凡事均能自行决定的政府体制打造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便成为此轮“苏独”运动中，所有公共论述的主轴；而“所有攸关苏格兰的事务，都应该在苏格兰决定”、“把苏格兰的未来，掌握在苏格兰的手中”等理念和口号，更在为期两年多的“苏独”政治宣传里贯彻始终。

 相对而言，早年推动“苏独”诉求的主要动力─苏格兰民族主义，以及与苏格兰民族主义相关的文化符号、历史素材，均在此轮“苏独”运动的官方论述中被大幅边缘化。“苏独”派的操盘者深知，光是倚靠苏格兰民族主义的热衷支持者，远远无法达到在公投中过半的门槛；甚至，苏格兰民族主义中若干“情绪性反英(格兰)”的言词和诉求，连在苏格兰裔本身的人口中，都未必能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同。为了淡化泛民族主义的疑虑、幷将公投攻防的焦点锁定在公共治理层面，“苏独”的主要推动方─苏格兰政府已经与英国中央政府签署的《爱丁堡协议》中载明，在这场公投中选民资格的认定，系依据居住区域而非族裔─亦即不论出身家庭为英格兰人或苏格兰人，只有登记为苏格兰居民者方有资格参与投票。

此外，除了英国公民外，在苏格兰地区登记为居民的欧盟国家公民，及符合居留规定的英联邦国家公民，都可以参与投票。此一决定，也使得居住在英格兰的约75万苏格兰人，无法参与这场攸关苏格兰与全英前途的重要投票。在扣除了前述旅居于英格兰的苏格兰裔群体后，能够参加这场公投的选民，共有441万人。而在选前完成必要的选民登记、获得最终投票权利的选民则有428万人，选民登记率高达97%；选前，不论是独派或统派，都无法完全把握高涨至此、几乎无前例可循的民众参与度，究竟会对己方带来优势或劣势。

虽然国族认同、家族出身、历史情感、文化渊源等议题，在双方阵营头面人物所引导的公共辩论中，被大幅地边缘化，成为双方在大多数时间里共同避谈的主题。但是，这些感性因素在苏格兰民间的讨论话语中仍然广泛存在，并与政策台面上互相拉锯的各种理性话题，如货币、石油收益、倘若独立后的欧盟成员资格问题，与全国健康服务体系(NHS)等议题一道，共同构成全民思考、判断、争论的主要命题。

 在苏格兰政府于2013年9月发布的一份全民普查数据中显示，在苏格兰近530万人口中，认同自己“只是苏格兰人”的比例约占62.4%；而有18.3%的人认为自己“既是苏格兰人、也是英国人(British)”；还有8%的人主张自己“只是英国人”，另有2.3%的人口比例认为自己“只是英格兰人”，亦有1.9%的人同时兼具苏格兰与自身的其它文化认同。但显然，虽有近八成三的人口都拥有“苏格兰认同”，却没有必然导致多数人支持“苏独”的结果。

不列颠拼图中的苏格兰人

睽诸过往，英国整体的国势兴衰及其世界角色，是考察传统苏格兰民族主义与“苏独”意识形态起落的一条重要线索。虽然英格兰与苏格兰两邦合幷国会、共建“联合王国”始自1707年；但一直到1745年，以苏格兰为基盘、支持斯图亚特王朝后裔复辟的“詹姆士党”(Jacobitism)人武装，遭到效忠汉诺威王朝的英军彻底镇压之后，英国中央政府对苏格兰全境的掌握才渐趋稳固，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社会整合也随之深化。英帝国的持续扩张，更成为苏格兰人在全球投射其影响力的重要平台。从18世纪下半叶起，与殖民地之间的烟草和砂糖贸易利润，便成为苏格兰启动工业化进程的关键推力。

而整个19世纪到20世纪初，英帝国在全球的殖民地，更成为苏格兰造船产业、蒸汽火车及其他工业产品最重要的出口市场。此外，苏格兰出身的文官、军人、传教士、工程师、科学家及商业菁英亦活跃于全球各地的英国势力范围。而苏格兰人在海外各地，如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东南亚海峡殖民地等处所占据的显赫位置，更使苏格兰人与英格兰人比肩，一同成为19世纪及20世纪，形塑不列颠帝国文化内涵、运作其全球体系的重要组成力量。

在英帝国体系内，苏格兰菁英所能调度的政经资源及社会能量，不但远超过其人口份额所占的比例，更非当时联合王国中的其他组成成员─如威尔士人及爱尔兰人所能比拟。在1825年到1938年间，还有230万苏格兰人口移往海外各地，使苏格兰和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纽西兰等原英帝国领土，建立起广泛的社会文化纽带。及至近现代，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并肩作战、抵御外敌的命运共同体情结，更将苏格兰人对联合王国体制的向心力与认同感推上高峰。

但二次大战战后英帝国的解体、海外各殖民地的独立，不但让苏格兰人经略全球的舞台与上升渠道遭到压缩；随着20世纪初期到二战结束后，纽、澳、加、南非、爱尔兰等与苏格兰社会声息相通、纽带交织的原英帝国殖民地，先后成为自治领乃至取得独立的政治地位，此一趋势，也反过来在苏格兰本土，刺激了独立意识形态或自治呼声的重新滋长。而自1950年代晚期至1960年代，当时在苏格兰社会中扮演重要精神性角色的苏格兰教会，更成为支持英属非洲去殖民化、批判英国政府准予各地独立之进程太慢的一股舆论力量。

石油点燃的分离主义情绪

1960年代中叶，北海石油的发掘与开采，一方面使苏格兰独立的想象，增添了经济层面的可行性；同时，苏格兰地方对于从自身海域内开采出的石油，缺乏独立运用或参与利润分配权力的不满，也成为“苏独”势力的一项全新政治诉求。从1970年代起，一贯主张苏格兰最终应彻底独立的苏格兰国家党，便以“这是苏格兰的油”(It’s Scotland’s Oil)为口号，使其从一个在战后政治舞台上完全处于边缘地位的小党，逐步拓展票源，并在1974年的英国国会改选中获得11个席位、囊括苏格兰地区约三成的选票。在1980年代曾于苏格兰皇家银行担任石油经济学家的萨蒙德即自承，北海石油的开采，一扫他自小关于“苏格兰既小且穷，必须仰赖外部施惠”的迷思，强化了他对于苏格兰经济上足以自立、政治上应该独立的信念。自1976年以降，苏格兰国家党用其在国会中对时任工党政府的支持，换来了英国中央政权准备推动向苏格兰进行权力下放的承诺。

1979年，苏格兰的第一次宪法性公投举行，赞成“权力下放法案”、并依此组建苏格兰民意机关(Scottish Assembly)以处理自治事项的选民，以51.6%的比例些微领先反对者的票数。然而，由于整体投票率偏低、仅有63%，因此投下赞成票的选民人数，未达法案中规定“赞成者必须达到选民总人口40%”的门槛，该次权力下放因而未能实现。为此，苏格兰国家党撤回对工党政府的支持，幷转而与保守党等在野党派联合，发动幷通过不信任投票，致使卡拉汉领导的工党政府倒台。在随后举行的国会大选中，工党败选、保守党上台、开启了长达11年的“撒切尔时代”，但苏格兰国家党本身也遭受重创，在国会中的议席由11席萎缩至2席。

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其所推动的减低政府开支、公营事业私有化及淘汰低效率工业产能的政策纲领，给苏格兰地区带来严峻的社会震荡。苏格兰长期倚赖的煤矿、纺织、钢铁、造船、汽车等产业无不遭受重击。在1981年到1983年间，苏格兰在“撒切尔主义”方针下，遭受了1930年代以降最严重的经济萧条，五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消失、六分之一的苏格兰工人沦入领取救济金的行列，各地蜂起的罢工使基层人民与政权机器的冲突频仍。即便客观而言，撒切尔的去工业化政策催动了苏格兰日后朝向金融、能源、电子科技及高端服务业等多元产业结构转型的进程。然而，撒切尔及保守党政府激切的政策步伐，以及她对于苏格兰工会组织的强力弹压、对于任何权力下放诉求的坚决抵制，以及让苏格兰比其他地区提前一年、率先开征人头税(poll tax)等作为，均使保守党在苏格兰地区遭致广泛、深重的声讨，民忿至今未息。

在2010年的英国国会选举中，保守党在59席由苏格兰选出的议席中，仍只当选一席，在全苏的得票率也只有16%。而在这轮的公投运动中，“不要再来更多的保守党政府”(No more Tory governments)，也成为“苏独”派动员反保守党选民的号召之一。自1980年代以降，苏格兰选民的政治价值与英国其他地区的民意趋向分歧日显。在选前表态倾向支持“苏独”、在英国博孚众望的苏格兰史家汤姆‧戴芬(Tom Devine)即指出，如果将1950年代所建立的福利国家体系，以及政府介入、支撑社会发展的传统，视为所谓“英国性”(Britishness)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从1980年代以降，反而是苏格兰人更好地保存了这些“英国性”的元素，“选择走上一条分离道路的，是英格兰，而不是苏格兰”。

布莱尔的豪赌

1997年，由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所带领的工党，将恢复设置“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列入该党的选举承诺，使得英国中央对苏格兰的权力下放问题，重新被提上台面。1997年5月，在工党以压倒性多数取得胜选、组成新政府后，同年11月，苏格兰的第二次宪法性公投随即举行：公投中的“苏格兰议会是否应该设置”及“该议会是否应有征税的权力”这两道问题，分别获得了74%和63%的民意肯定，整体投票率则为60%。

1999年5月，将自身渊源上溯自1707年英、苏合并以前的苏格兰议会举行首次选举，工党成为多数党并组成首个苏格兰地区政府，而苏格兰国家党则成为苏格兰议会中的主要在野党。1999年7月，英国女王伊莉莎白二世以国家元首身分亲赴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主持苏格兰议会裁撤近292年后“恢复设立”的开议典礼，“权力下放”体制终于在苏格兰实现，该地区的政治格局自此一新。

当时，不少支持权力下放的伦敦政坛中坚确信，在本土范围内获得自治权限的苏格兰人，将因此打消追求激进独立的愿望。例如工党在野时期，该党影子内阁中的苏格兰事务大臣乔治‧罗伯森(George Roberston)便曾预判“权力下放将会置(苏格兰)民族主义于死地”。而在布莱尔之前带领工党的党魁约翰‧史密斯(Joh Smith)也认为，设置一个具有局部自治权力的苏格兰议会，便能够“刺破独立的水泡”。而在1997年与工党及自民党联手、鼓吹选民赞成“权力下放”公投的苏格兰国家党党魁萨蒙德，也曾遭到党内独立基本教义派的质疑：如果满足于英国中央授权的“权力下放”体制，是否意味国家党将放弃争取独立的最终目标？

其时，萨蒙德回应称，自己的打算，是先带领国家党拿下苏格兰议会的多数席次、取得苏格兰地区的执政权，如此一来，从未掌政过的国家党才有向选民证明自身执政能力的机会，从而为宣传彻底独立的主张铺垫政治基础。而这一切，均需从苏格兰议会“恢复设置”做起，才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曾经卸任党魁后又在2004年重返岗位的萨蒙德，用实绩证明了自己当初的战略幷非夸夸其谈。苏格兰议会的恢复和自治格局的确立，非但没有彻底抑制独立意识形态的发展，反而让1934年建党以来，始终被选民视为激进流派、从未获得广泛信任的苏格兰国家党，终有机会利用苏格兰议会的平台，使该党跻身为苏格兰选民的主流选项。

苏格兰国家党：从边缘角色逆袭政坛中心

2011年5月，在苏格兰议会恢复设立后的第三届选举中，萨蒙德所带领的苏格兰国家党，以领先工党一席的微幅差距胜出，幷单独组成在议会中幷未过半的少数政府。党魁萨蒙德则成为第一位“独派”的首席部长。在他上任不到半年内，国家党在未与其他议会党派协商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将苏格兰自治行政机构的名称，由原先的“苏格兰执行部门”(Scottish Executive)，更名为国家意涵更强烈的“苏格兰政府”(Scottish Government)，所有公文文件上的英国国徽也改换为苏格兰国旗的图样。从2007年起，苏格兰地区的国家党政府也发动了为期三年的“全国对话”(National Conversation)工程，准备在2010年实施公投，意图就“苏格兰议会是否应获得更大的下放权力”以及“苏格兰议会的权力可否扩张至足以使独立实现的地步”两项问题，征询全苏格兰的民意。

然而，由于在当届议会中国家党的席次幷未过半，在工党、保守党及自民党的联手反对下，于2010年举办公投之议遂告搁浅。在国家党政权的第一个任期中，萨蒙德除了热衷操作公投议题之外，在民生层面，苏格兰政府也密集推出一系列让民意感受强烈的减赋措施，包括地方当局向每户征收的市政税(Council Tax)全面冻结上涨、废除或大幅减免八万多间小商铺的商业税、加大对基层警力、医疗和邮政服务的预算投入、废止两座重要大桥的过路费等等。在这些实际政绩的铺陈下，国家党在2011年的苏格兰议会改选中，再次以举行公投作为竞选政纲，并成功囊括了129席中的69席，“独派”政府不但成功连任、还一举单独过半，使“举办公投”一事具备了民意上的合理性。

面对国家党在苏格兰地方选举中大胜的结果，执掌英国中央政府的保守党党魁大卫‧卡梅伦决定回应当地民意、同意苏格兰就自身前途举行公投，幷在2012年与萨蒙德领导的苏格兰地方政府展开谈判。在谈判中，卡梅伦坚持公投的题目，只能是简单的二分题：苏格兰只能选择留下、或是离开联合王国。萨蒙德原先欲提出的第三选项─扩大权力下放；或者以两道题目的方式，先后询问民众是否支持苏格兰独立或支持扩大权力下放的提案，均遭到卡梅伦拒绝。许多观察家和民意调查均认为，如果有第三个选项─进一步的权力下放，出现在选票上的话，那么这将会是最多数选民的依归。

博弈者萨蒙德

但卡梅伦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苏独”意识型态的挑战，和避免定义含混的进一步扩权“究竟应扩权到什么地步”的争议，遂力主将选票上的选项极端化，让苏格兰民众只能在去、留之间做出抉择。卡梅伦允许苏格兰进行公投的行为，幷非没有受到英国中央政坛、特别是保守党内部同志的非议。批评者认为，卡梅伦此举将使维持超过三百年的联合王国，暴露在动荡甚至解体的风险前。而在2014年9月公投正式投票前，在独派声势空前逼近原本领先的统派民意之际，卡梅伦仍然为自己当时的决策辩护，他声称：“如果当年我不同意苏格兰可以举办公投的话，那么要求独立的呼声，只会比现在更高”。在卡梅伦的坚持下，萨蒙德在2012年的谈判中，同意了只设“是”、“否”两个选项的公投题目。

作为妥协和交换，卡梅伦同意了萨蒙德关于将可参与投票的年龄门槛，从英国各项选举中统一规定的18岁，下调到16足岁的要求；此外，卡梅伦也在公投时间点的选择上做出妥协，放弃他原本欲在2013年举办公投、速战速决的想法，转而同意萨蒙德的方案，规定公投在2014年年底之前举行即可。萨蒙德因此为当时声势仍明显落后的“独派”，争取了多一年的动员和说服时间。公投的题目则简单直接：“苏格兰是否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样的语意表述下，支持“苏独”者，遂在接下来两年的运动中成为正方；而主张留在英国的意见，则成为反方。2012年10月15日，卡梅伦和萨蒙德分别代表英国中央政府与苏格兰政府签署《爱丁堡协议》，为2014年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举行，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基础。该《协议》备忘录的最后一条明定，两个政府均期待：本次公投将是一个合法、公平的过程，此过程将产出具有决定性及受到尊重的结果。不论届时结果为何，双方都将以互利、互相尊重的精神继续合作，以达成苏格兰及英国其余地方人民的福祉。《协议》签署之际的民调显示，当时支持独立者只有37%，而反对者则据有63%的显着优势。

为了使即将展开的“苏独”运动，不被对手描述成“仅仅是国家党一个党在操作”的政治工程，早在2012年5月、关于《爱丁堡协议》的谈判仍在进行之际，一个名为“Yes Scotland”(“赞成苏格兰”)的跨党派运动组织便已成立。其中，除了有作为主力的国家党支持者外，其他党派和团体，诸如绿党、苏格兰社会主义工人党、支持“苏独”的产业工人工会，及各族裔和各行业人士所组织的“苏独”游说组织均加入协作，在宣传策略、政策主张及民间游说活动等各层面互相支援。而反对“苏独”的政界和民间人士，也成立了一个名为“Better Together”(“在一起更好”)的运动组织，同时吸纳来自保守党、工党、自民党及其他民间“反独”力量的支持，协调彼此的行动。 

在为期约两年的运动过程中，由于“苏独”诉求一般不受传统主流媒体、特别是由伦敦发行的全国性报刊的同情和支持，因此“苏独”阵营选择将大批资源和力量，集中在网路舆论场的宣传和串联上。与统派阵营相比，“苏独”阵营的宣传攻势相对灵活、反应节奏快、议程设置的能力较强，诸多怀抱强烈苏格兰认同的艺术家和文化人，也自发投入“苏独”宣传海报、影片或其它文化产品的创作。 “苏独”阵营除了在网路舆论场中占据优势外，几乎每一天，“苏独”阵营还都会向支持者频繁发送信件，用以传递其欲散播的重点信息；或是针对当下的时事热点，替支持者们提供解析、澄清、反击的教战策略。

例如在公投举行前的最后一周，苏格兰最重要的金融巨擘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宣布，一旦“苏独”成真，便会将总部由爱丁堡迁往伦敦。此一表态，被视为是金融界领袖对“苏独”前景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所投下的重磅不信任票。但“苏独”阵营却也立刻从该银行向员工发出的内部信件中撷取出 “重点”，通报支持者称：该行总部的迁移，仅涉及该行内部营运流程的调整，“没有任何的服务项目或任何一个工作岗位会被移除”，幷要求支持者将此一讯息广为散布。相对于“苏独”阵营的宣传主轴，大多着眼未来、诉求改变、编织独立建国后的愿景；反对阵营的宣传重点，则锁定于批判、质疑苏格兰一旦独立后，全社会将面临的各种立即风险，以及独立后的苏格兰，在融入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时，恐将遭逢的艰难处境。

苏格兰向何处去                                              

从2012年到2014年的整整两年间，独派和统派的辩论围绕着多条主要轴线展开，其中荦荦大者包括：一旦独立后，苏格兰能否继续使用英镑？北海石油的潜在储量，足以支撑苏格兰的经济多久？独立后的苏格兰政府，是否握有足够的现金储备以支撑包括全国健康服务(National Health Service)在内的整套社会福利体系？苏格兰若将迈向独立，则全英国目前所担负的国家债务和资产又应如何分配？

独立后的苏格兰是否能够直接取得欧盟成员国的资格，抑或是需要如中、东欧的新申请国一样，从头和所有成员国逐一谈判幷获得一致同意？此外，苏格兰国家党要求，倘若苏格兰选择独立，则英军部署在苏境内的“三叉戟”导弹和核潜艇，均必须限期移出苏格兰。但由此衍生的庞大开支如何分担？英国又该选在何处营建新基地？而这批重要战略武器的南迁，是否将引起北约、特别是来自美国的质疑和反对？独立后的苏格兰，是否有能力独自承担起防卫任务，其与北约的关系又应如何缔结？

上述这些问题的正反答案，在历时两年的大讨论中，不但被各自阵营的代表性人物和宣传机器成篇累牍地反复申述、宣讲，也各自累积出了一整套对己方有利的解答和证据。同时，这些问题也逐步渗入民间舆论场，成为一般民众在思考、辩论独立与否的问题时，在文化认同、家庭渊源背景等感性因素之外的另一套判断线索。

对于奋力勾织各种独立后美好愿景的“苏独”派而言，前述每一个具体问题下的强烈不确定性，以及其所涉及的，各种技术、财务、法律、国际政治等层面的现实阻碍，都是不易回答的难题。但是，“苏独”派却又能巧妙地将对手针对此类问题的步步进逼，转化、描绘成一种“对苏格兰缺乏信心者”，和远在伦敦的威斯特敏斯特建制菁英们，对于苏格兰草根民众自主愿望的联手霸凌。

这种操作，在萨蒙德与统派运动领袖、前工党政府财相阿利斯泰尔‧达林(Alistair Darling)在八月底进行的一场电视辩论中尤为明显。当达林不断围绕着苏格兰一旦独立后“苏格兰在未获得英国允许的情况下，将如何继续使用英镑？在实际上缺乏中央银行的情况下，苏格兰将如何掌握汇率政策的自主性，并为境内的金融机构承担最后担保人的责任？”等问题向萨蒙德提出质问时，萨蒙德则将讨论拉到另一个层次，反唇讥问同样出身苏格兰的达林：“你是否同意，不论如何，苏格兰人民都有权利继续使用英镑？”、“如果苏格兰选择独立，你愿不愿意和我们站在一起，与伦敦开展谈判？” 在这场舆论普遍认为萨蒙德表现较佳的电视辩论结束后，“苏独”派的声势又迎来一波上涌，与原本领先的统派在民调上大幅拉近。在九月初，一向对“独派”民意统计相对保守的YouGov民调公司，甚至还曾得出了一份“苏独”派已经以51%比49%，反超统派两个百分点的民调结果。

挽救旧祖国,还是创造一个新祖国？

    公投前不到两周的这个讯号，使得此前一向认为统派稳操胜券的伦敦政坛为之震动。保守党、工党及自民党等三大政党的领袖，先是同意搁置每周国会中最重要的首相质询环节，而后又在公投前最后两天，联名承诺如果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则三大党将向苏格兰议会下放更多的新权力。此一承诺，也形同是把在2012年的谈判中，曾被卡梅伦拒绝纳入公投的“扩大权力下放”选项，和让苏格兰留在英国的选项，实质性地捆绑在了一起。在由卡梅伦、米利班德和克雷格等三大党党魁联名签署的选前承诺中，他们承认“人民期待看到改变”。三党党魁称，若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幷非等同于一切重回原点，而是会带来比冒险分家“更快速、更安全和更好”的改变。

在选前的最后时刻，力图挽留苏格兰的英国政治人物除了释出原先不愿松口的“扩大权力下放”承诺之外，此前一直被统派阵营忽视的感性元素，诸如英苏共享的历史情感、文明成就、以及历三百年来两邦共同缔造的国家声誉，也终于被拉上辩论台面，成为挽留苏格兰的重要凭借。在此层次上，本身即为苏格兰人的前英国首相和前工党领袖戈登‧布朗(Gordon Brown)的表现堪称佳构。

在公投前夕的一篇激昂演讲中，布朗称“在整个欧洲的战争墓园中，没有一处不是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躺在一块的；而当年轻人在战争中负伤时，他们更不会问彼此到底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如果我们明天选择抛弃了团结的理念、摧毁我们的伙伴关系、放弃合作，那么苏格兰会向世界释放一种什么样的讯息？”卡梅伦更向他的苏格兰同胞表态称，“你们绝对可以为你的苏格兰特性、苏格兰认同和你对苏格兰历史及传统的信念感到高度自豪，但同时你也可以对联合王国满怀信心。”卡梅伦不讳言，如果苏格兰的议席从此自英国国会中撤离，对保守党的选情或许会更加有利，“但我热爱我的国家，远远超过我爱我的党”。伦敦市市长约翰逊也在一篇流传颇广的投书中提醒苏格兰选民，“不列颠、不列颠人、不列颠性，这些是多们宝贵的词汇。他们象征了自由、民主、独立的司法、理性和幽默感”，“如果把苏格兰给拿走了，我们也就毁了不列颠这个概念。” 

苏格兰启示

在理性与感性兼具的考量下，最终，200万选择留在英国的苏格兰选民，仍然胜过了161万盼望独立的人。在公投结果出炉后的首场演说中，首相卡梅伦除了重申英国国会将信守对苏格兰下放更多权力的承诺外，卡梅伦还称，关于“英格兰地区人民为英格兰法律投票”的问题，也需要“得到一个决定性的回答”，幷使其与苏格兰的相关问题，同步加以解决。这意味着，将来苏格兰选出的国会议员，将有可能被限制“不得参与仅涉及英格兰地区法律的表决”。

面对苏格兰公投后突如其来的事态发展，目前占据英国国会中多数苏格兰选区议席的工党，立刻表达了反对的立场。毕竟如果此项限制一旦成真，则工党在国会中的实质政治能量，将会遭到大幅的削弱。而甫在公投中落败的苏格兰国家党，虽然党魁萨蒙德已表态不再寻求续任、并准备向后继者交卸苏格兰政府首席部长的职务；但在公投落幕后的不到一周之内，原本仅有约两万五千余党员的苏格兰国家党，却接获了超过三万两千人的新党员入党申请，使该党党员人数迅速逼近六万人，甚至超越了自民党，成为全英国党员数量意义上的第三大党。而担任萨蒙德副党政手已届十年、在公投运动中表现出彩的副党魁妮可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则已正式表态角逐下任的党魁职务，并可望在11月的党大会上当选后，成为苏格兰政府的新任首席部长。斯特金称，在公投后她仍认为，终极独立是苏格兰最好的选项；她也并不排除未来在该党的竞选承诺中，重新纳入“举办公投”这项纲领的可能性。

对于苏格兰来说，这一场举世注目的独立公投，不但激发了在西方社会中近年来罕见的全民议政热情，同时也使“独立”这个过去被认为过于极端、未尽可靠的政治选项，在经历为期两年的运动后，稳定跨越了40%以上的民意支持度门槛。而在公投结束后，迅速涌入苏格兰国家党的入党热潮也显示，苏格兰的普遍民意，对国家党在公投运动中的表现仍持佳评。

该党不但有望于2016年的下届苏格兰议会选举中持续保持连任；且在明年举行的英国国会大选中，也有可能对苏格兰各选区内现任的工党籍议员构成严峻挑战。如果苏格兰国家党在下届英国国会中获得更多议席，不但有助于监督、介入中央政府对苏格兰下放权力的进程；国家党也将握有更多与其他全国性政党交换、博弈的筹码，从而使该党所主张的各项政策价值，如对欧盟和移民政策的开放态度、或对社会福利的挹注投入等，得以在中央政坛上造成比目前更大的影响。

 而对全英国来说，苏格兰公投的结果一方面确保了联合王国的存续，但也启动了英国中央政府，重新检讨国家的各组成部分─英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和苏格兰之地方权力运作机制的进程。而对全球各地的分离主义者来说，即便多数的苏格兰人民，并未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做出脱离英国、独立建国的激烈决定；但苏格兰的独立派在整场公投运动中，透过公共治理诉求而非特定的族裔或文化元素以凝聚在地认同、打造基于民主程序的“政治命运共同体”；并依据新的时代条件，重新定义苏格兰“应该独立”的初衷及理由。

 这一系列实践，均为当下世界各地正在高举分离主义或试图消解分离主义冲击的各方当局者，做出了一次新意盎然且颇富参考价值的示范。以一场总参与规模仅有362万人的公民投票而言，其所能对苏格兰本身、英国全国和世界局势所带来的丰富启发和后续影响，也再度体现了苏格兰人在历史上，一贯长于以小搏大、善用杠杆力道、发挥恢弘影响的群体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