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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德时代做自媒体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有的时候会经历一些难得的对话,是你坐在他的跟前,就像面对着一台老式打字机那样;他一字一字地说,你就仿佛看到一张打印着黑色油墨的白纸徐徐吐出,上头写满了历史的初稿。你甚至不忍多瞄自己的笔记几眼,只想专心盯着他的眼睛,试图从表情的变化中,捕捉更多从另一个时空残留下来的气息。

前些天,在德国博世基金会的安排下,和曾在东德时期搞过“自媒体”的Siegbert Schefke先生的互动,就让我很有这样的感觉。

这里所说的“自媒体”,主要是指他在东德时期,从来没有在体制内的新闻机构就职过,没有单位归属;他当年所做的,就是自己拿着摄影机,和小伙伴一起偷偷记录东德社会、政治、环保、市民生活的真实影像,包括随地燃烧的废品、修缮工作废弛的居民区,以及群众自发的游行、抗议等等,然后偷偷递到柏林墙西侧,将之在西德电视台上播出。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据Schefke先生自承,他最大的目的,是希望把这些影片“出口转内销”─让生活在东德的同胞们,也能有机会看到自己所生活之体制的真实样貌─而西德的电视台恰好能够帮他实现这个梦想。由于地理紧密邻接之故,东德体制的意识形态箝制虽严,但在百姓能收到的五个电视频道中,既然有三个是西德的电视台。

当然─东德的政府当局和秘密警察虽然也知道Schefke在境内私自拍摄各种影片传给西边,但是,却惮于和西德媒体界夙有连系的Schefke一旦被捕可能引起轩然大波,而没有对他下狠手。

Schefke有点感叹地说,他承认,虽然他对东德政府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但至少他们在我政治立场最激进的时候,大约就是80年代之后,就没有对政治异议份子下杀手了。在东德时其,最后一个因为持不同政见而死的人,是在1983年,那发生在维也纳。”

他回忆,当年他由于行为举止激越,大概每六个月就要被秘密警察机构─史塔西的人叫去问一次话,每次长达12个小时。而且从1984年到1989年,他连和其他东德公民一样,出境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旅游的自由都没有。

有一回,史塔西的特工问话问到一半,干脆就把他拎到审讯室的大玻璃窗边告诉他:只要你配合工作,“我们20分钟就可以开车把你送到西德去,连你的护照我们都准备好了”。但他不依。他说,在东德,虽然平均“每天、每个人都大概想过一次要走”;但是,当这个机会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却不愿意走,“我如果想走,我自己有渠道可以出去;才不需要被他们给扭送出去”。

在东德体制下,虽然当局严防死守,意图防止人们的大规模逃离;但对于一些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官方偶尔也使出扭送出境的方式,“眼不见为净”,防止他们继续留在境内“毒害”人民群众。

但对Schefke来说,国家的分断和隔绝令他根深柢固地无法忍受─不论他是待在墙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

Schefke说,1961年柏林墙开始建的时候,他才两岁。墙把柏林这座四国占领的城市割成两半,把他的家人也割成了两半。在墙的东边,有他、他的爸妈、和妈妈这一边的亲族;而墙的西边,则住着爸爸那一边的亲族。从小他就很困惑,为什么自己的两个祖母,一个可以常常见到;一个只能每两年见一次?按照东德当年规定,公民得到65岁退休之后才能够到西方旅游。他在15岁那年掐指一算,等到他要能自由地去西柏林拜访奶奶,岂不是要再等50年?到那时,奶奶又于焉安在?

每思及此,Schefke便痛心疾首。虽然东德政府告诉他,建柏林墙的主要目的,是为防止在西德体制下复燃的法西斯势力对东德的渗透(西德在建政之初,曾大量沿用曾服务于纳粹德国政府的公务员,如西德外交部在建国之初,曾为纳粹党员者的比例高达六成);但是,当他见到墙上的斜刺并非朝着西边、还是朝着东边自己人这一侧时,他知道,他从政府那儿获得的说法,或许并不是全部的真相。

在日益激进反叛的年轻岁月里,他结识了少数有类似情怀的东德年轻人。其中有一人,就被秘密警察突然扭送上列车,驱逐到西柏林去了;那个人连行李都没带,就在非自愿、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送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

通过这个莫名被递解到西柏林的哥们,Schefke建立了和西德电视台的连系。他们通过走私的方式给他运进摄影器材,等他拍好之后,再通过西德驻东柏林、因受豁免权而可不被搜身的西德外交官们,把录像带给运出去。

在跟西德外交官们接头时,他们通常会约好下一次碰面的地点和日期。等到当日到来,需要具体定下时间时,双方再以咳嗽声数为号,确定见面的时辰。有时,他会将影带放置在某处,由西德外交官来取;有时,双方则直接约在某个饭店的旋转门碰面,在一进一出间,两人巧妙地将录影带转手,全程不用说一句话。片子被带到西柏林后,不久就能在西德的电视台上播出。

当然,这一切的行动都在东德秘密警察机构的监视之下。Schefke也因此在史塔西累积了九大本、每册厚达300多页的档案夹。他不无自豪的说,在1700多万东德人口当中,自己一人就能够独立拥有档案册的持不同政见者,也就不过400多号人。

相对而言,在东德,拥有武器的强力机关的人数大概有400万人─其中还有80万是来自苏联的红军驻军。当时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居然还能够见到两个德国的统一。

1989年10月9日,东德刚刚庆祝完10月7日的建国40年大庆过两天,东德的第二大城莱比锡就爆发了以圣尼古拉教堂为串联核心的“周一大游行”。

在东德40周年大庆的讲话中,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公开呼吁东德当局,要跟上苏联搞经济和政治自由化路线的脚步;然而,长期在昂纳克领导下的东德执政党统一社会党,自恃国民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列居矛头。因此,对资望浅薄、年龄尚轻,变革动作却很迅猛的戈尔巴乔夫路线相当不以为然。

当苏联领导人与自己国家领导人的分歧公开化了之后,东德百姓怎么办?在柏林的国庆庆典上,大批东德青年团的队员,竟大声呼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胳臂向外弯;这让曾经一手创立先锋队、还担任了近十年青年组织总领导的昂纳克情何以堪,大为光火。

而在莱比锡,10月9日爆发的大游行中,群众更手持戈尔巴乔夫的肖像,喊着“戈比”“戈比”的昵称,藉此向东德当局迟滞的政改脚步施压。

在游行爆发之际,Schefke和小伙伴一路赶往莱比锡,试图记录这场官媒起初绝不报导的游行。沿途,他看到大量军警车辆也奔向莱比锡,心里不由得暗暗担心。

直到他从屋顶上把镜头对准人群之际,他仍不知道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最后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场。

事实上,莱比锡的群众们保持了高度的克制。一路上,敢于打出标语、直抒“我们才是人民”的人,其实并不多;幸好也没有人去攻击、挑衅在场的军警,反授予当局强力弹压的把柄。

官方估计,这场游行只有5万人参加;而游行群众则号称自己有10万人。站在屋顶拍画面的Schefke于是取了个中间数,称10月9号的莱比锡大游行约有7万人参加─后来,这个他和伙伴站在楼顶臆测的数字,也就成为一种“公说”,被各种历史叙事素材反复引用。而当时,莱比锡全城的人口差不多是50万人。

为了甩开监视他们的秘密警察,Schefke和拍片的伙伴边跑边跳,在连绵的房屋屋顶上,连跨了10栋屋子的房顶,才逃离史塔西特务的监控。

我问他,出这么大的事情,你们还在那儿明目张胆地拍,为什么你们没有被当场逮捕?

Schefke说,按照当时的条例,若要逮捕他,在史塔西内部得集满四个人的签字─“等他们集满签字之后,我可能都已经离开莱比锡了”。

他拍的片子送到西德电视台播出后,东德绝大多数的人家也看到了。多个城市的百姓纷纷蜂起,仿效莱比锡群众的抗议;而莱比锡则在一周之后的10月16日,又爆发了规模更大、据称达12万人参加的游行。10月18日,昂纳克终于以身体健康理由向党内辞职,被迫放下他执掌了18年的国家权柄。

问起游行得以成功组织的关键原因为何?Schefke说,其一,人们透过教堂的活动进行串联,虽然没有今日的通信工具可用,但每个教堂每周日都有上千名群众聚会,也足以将动员的信息口耳相传至全城了。而东德的教会,虽然也在当局的领导和监视下活动,但对教堂活动的干预仍比较谨慎克制。另一个原因,则是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在莫斯科表态不会介入东德内部的政情变化后,东德群众一扫1953年示威时被苏联驻军镇压的阴影,用Schefke的话来说“人民已经过了不再恐惧的临界点”,但如果“不是戈尔巴乔夫命令所有的驻德苏军都待在军营里的话,情况恐怕会完全不同”。

在第一场大游行爆发的整整一个月后,11月9日,柏林墙的边界管制开放。高墙倒下,两德之间剧烈而激进的整合之路,跨越了不可折返点。

墙倒的那一晚,31岁的Schefke第一次进入西柏林。一趟西方去来之后,他深知,东德恐怕很难再以一个独立经济体的身分存续下去。

多数人东德人和他的想法差不多。两德的整合进程,正比双方的料想都还更快的脚步向前滚动。

在旅途中,另一位让我有直面“历史打字机”之感的86岁老报人、《时代报》(Die Zeit)原发行人Theo Sommer告诉我们,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刚倒塌时,西德总理柯尔在向盟国的英国首相柴契尔、法国总统密特朗通气时还称,要完成两德的完全统一,可能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大概也需要5年”。起初,柯尔的想法是在两个德国之上,维持各自的治理体制不变,但再搭建一个类似邦联、但比邦联的架构更虚级化的“Co-Federal”体制。然而,东德马克的迅速贬值和民心思变的波涛,却让大戏换幕的速度不断加快。

1990年3月,东德举行了1949年建国以来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的民主国会选举,新选出的国会中,原执政党统一社会党落居第三,只剩下66席;西德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东德友党,得票率分居一二位。选举结果显示,东德的主流民意期待一种速度更快的整合。

1990年5月,新选出的东德执政当局迅速和西德签订了建构经济、货币和社会联合体的协议,这促使同年7月1日起,西德马克被正式引入东德,取代原有的东德马克,德意志联邦银行成为整个共同货币区的中央银行,东德向西德让出了货币主权,西德也承接了东德货币的负债。

1990年8月31日,东德和西德在东柏林签订两德统一条约,约定东德的五个邦,将循西德基本法的条款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1990年9月20日,第一次以自由方式选出的东德国会以229票赞成、80票反对的比数通过两德统一条约;而在西德联邦议会中,两德统一条约则以442票赞成、47票反对的比数获得通过。自此,两德统一成为定局。10月3日,条约中约定的统一日来临,存在了41年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自此告终。前东德的国会则选出144名人选,加入西德的第11届联邦议会,完成政权机关的联合。

在德国实现统一、史塔西的600多万份档案开始向公民公开之后,曾被特务作为重点盯防对象的Schefke也向另外两百多万个前东德公民一样,到史塔西档案馆调出了自己的档案。

有一天,他又接到一名前史塔西特务的电话,告诉他“你的档案就是我做的。如果你要看懂你档案里的所有资讯,在这个世界上,你只能问我”。

于是,他们见面了。

在东德政权结束后,庞大史塔西体系下的91000多名工作人员,除了部长级别的极少数人外,其他基本没有受到审判;理由是,史塔西特务的所为,仍属依据前东德法律进行的“依法行政”范畴。

在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下,加上两德迅速统一必须伴生的政治妥协,史塔西的所有员工以及曾经为史塔西提供情资的线人,虽然都被剥夺了再担任任何公共职务的权利,但只要不涉及刑事犯罪,他们也无须受到审判和追诉。

在自己的档案中,Schefke发现,自己的一个同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好哥们,不但长期受史塔西特工之托监视自己的言行,甚至还曾问特工说“我已经给你们提供这么多料了。你们到底什么时候要抓他?”

Schefke追问主责监视自己的特工说,哥们此言果真属实吗?特工告诉他,我的父亲本是史塔西的高干,我要在体系内平步青云是很自然的事情,不需要夸大、编造线人的表述。

在东德政权结束后,做了多年“自媒体”的Schefke终于走入了正式的传媒机构─他加入的,是由前东德国家电视台为主体所改编的中部德国电视台(MDR)。

当然,在东德党政体制消亡后,全东德40多家党办纸媒以及电台、电视台,如果不是停业,就是被卖给了西德的报团;转制为公共媒体机构的,也都由来自西德的传媒菁英来领导业务。

此时,Schefke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他不知道,自己是要跟着来自西德、对东德几乎不了解的领导干活;还是要跟着对东德情况比较了解,但是却在东德体制里做过吹鼓手的领导干活?

和所有的政府公务部门、教育部门一样,前东德地区的传媒机构,也是统一之后进行政治甄别的重点领域。凡是曾经为史塔西提供过资讯的人,都必须去职;所有的用人单位,都可以向史塔西档案馆,调阅某个职工是否曾经有担任史塔西线人的记录。据史塔西档案馆告诉我们,两德统一以来,由各单位申请针对特定职工进行历史清查的要求达到180多万件,共计数十万前东德公民因此失去了原有的工作。

受此影响,前东德的新闻工作者,也被大量逐出了统一后的新闻行业。到底有多少人因为自己的政治污点必须离开?这一数字未曾有官方统计,有的德国媒体观察者指出,在审查后还能够留存下来的,大概只剩三分之一。在统一后,由西德媒体行业转入前东德地区、担任中部德国电视台(MDR)新闻部总编长达20年的Kenntemich推估,在电视台大概还能有一半留下来;但在报社里,平均只有25%─40%之间。

不过,史塔西档案馆的人员表示,在接到各单未发来的政治甄别申请后,他们只负责提供材料和记录;至于每个曾与史塔西合作的人,在各单位应该怎么被处置,能否留下来等等,史塔西档案馆并不介入。

熟稔德国媒体行业的记者Steffen Grimberg说,“究竟做到什么程度,才叫作‘和史塔西合作呢’?在上学的时候,和青年团组织汇报了一些同学、老师的情况,之后被用到某份史塔西档案里,这样算不算做过史塔西的线人呢?还有一些特务,出于表功的目的,把某些夸大的供词和情节塞到某些线人的嘴里,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Grimberg坦言,在一定程度上,统一之后的政治甄别工作,也成为许多单位内部人事倾轧斗争的工具。

胜负分明的东西竞赛结局、旧体制媒体从业者的大规模下岗、西方式媒体价值观的全盘植入,或许都让对东德政权犹有几许怀旧之情的人群─特别是在统一后,因大批国营企业被变卖、关停而丧失单位给养的职工群体,从90年代起,丧失了其在公共舆论场的话语权。时至今日,又过了25年。在社交媒体勃溪、激进政治力量在纷纷绕过传统媒体的过滤,直接以激情诉求在网上动员群众的年代里,原本号称实行了40年社会主义的前东德地区,现在却因为经济上的长期失落、年轻人口的大幅流失、担心难民涌入而再次带来某种“一夕剧变”的恐慌,成了新右翼力量相对看涨的基地。

一路上,不论是来自东德还是来自西德的交流对象都承认,虽然制度上的合并已经过了25年;但前东德地区和西德在很多层面上的融合统一进程,还远未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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