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月下旬，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历史性峰会于新加坡落幕后的不久，我随一个旅行团进入朝鲜。管窥这个或许是朝鲜立国将近七十年以来最重要的转捩点发生之后，朝鲜——特别是首都平壤的市面街头、民心士气，是否能观察出什么肉眼可查的改变。

 

为了丈量在朝鲜内部移动的时空距离感，我选择经中国丹东由新义州入境，然后再经铁路抵达平壤。

 

虽然从新义州到平壤只有二百三四十公里，但在朝鲜的当下，这意味着五个多钟头的运行时间，和从北京搭高铁经沈阳前往丹东所需的耗时相差无几。在铁路基础设施老旧、无法承载高速运行的条件下，即便是金正恩的专列走在这条京义线上，时速也未必能有多大改善。

 

熟悉朝鲜情况的同行友人告诉我们，朝鲜三代领导人乘专列出行，除了交通安全考虑，还有一层尽显仪仗威严的意味。依据朝鲜官方的叙事，第二代领导人金正日就是因为夙夜匪懈、积劳成疾而在火车上骤逝。当年金正日生前最后使用的列车——连同车上的书桌、衣帽、笔记本电脑和脚部按摩器等用品，也一并被陈列在安放前两代领导人灵柩的锦绣山太阳宫内。

 

因此，当金正恩首次访华信息尚未公开，但丹东车站已全面戒严之际，在朝经商的中国人皆知，来者必是金正恩，不做第二人想。否则，其他人不会、也无权动用火车这一具有踵继前人仪式感的交通工具大阵仗地出国访问。

 

当朝鲜火车以时速不到60公里/小时的速度在京义线上缓行时，我不由得想起2017年10月，我在军事分界线以南的韩国一侧的最北端车站——都罗山站探访时的感触。在都罗山站的月台上，立着“往平壤——205公里”“往首尔——56公里”的标牌。而该站距离板门店约7公里左右。在售票大厅里，都罗山站标绘着韩国政府所倡导的统一愿景─包括半岛铁路贯通后，货运可以从釜山直达鹿特丹、欧亚大陆桥的起点将东移至韩国、韩国的资金和人口如何能开发朝鲜丰富的水电和矿藏等等。

 

但当时朝鲜与美国的对峙态势仍峻、金正恩导弹实验未止，特朗普威胁对朝鲜投以“Fire and Fury”等语犹在耳边。并没有太多人能预料到，不到一年之后的2018年7月，韩朝双方就已在对货运列车中断10年、客运列车从南北分裂以来，就迄未开通过的朝韩间的京义线、东海线铁路，展开改善施工前的联合实地考察。

 

时速不到60的列车，是观察朝鲜小城镇和农村细节的移动展廊。即便可以想象得到，铁路沿线的风貌和村落必也经过一番整理；但整体四五个小时看下来，也没有太强的充斥着样板典型的痕迹。

雨水丰润的朝鲜虽然纬度与华北相仿，但广袤碧绿的农田多以水田为主，丘陵上偶现梯田；农民不论是育苗、插秧、盖房还是伐木，均采小分队集体作业，劳动除了兽力，其他纯用手工，没有农具和建筑机具出现。

 

同行的友人告诉我们，其实朝鲜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就曾实现过农业自动化。然而在9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贸易体系终结，导致大量依赖实物记账、没有太多外汇存底的朝鲜因经互会盟友四散而经济陷落。再加上朝鲜轮番受到联合国制裁后，燃油供应紧张，大量农业机械无油可用，最终才机具废弛，倒退回人力劳作的年代，粮食供应的紧张也由此而来。

 

除了能源资源短缺，供电基础设施薄弱也是朝鲜面临的另一大问题。

 

在火车沿途所见的农村和小集镇地带，几乎见不到大型高压电塔，只有最基本的小型电塔和电线杆；家家户户基本都须在房顶上自备太阳能发电板。在农村，当每天到夜里若自家储电用尽后，也就只能日落而息了。而在首都平壤，虽然供电情况较乡村更为稳定，但家家户户仍然挂出了太阳能板自行储电。夜里十点、十一点许，仍能看到一些苦读中的青年学子在地下道里借着灯光，或三三两两地在街头上已故领导人金日成、金正恩彻夜打着光的“太阳像”前，借着强光读书。

平壤街头的路灯则在午夜12点准时关闭，让走在路上的我突然认不清楚方向，只能一路举着手里的高丽酒店提袋和简单的朝鲜语问路单词，接连向两三位街头站岗的警察问道而返。

 

在农村地带，公路上能见到的汽车不多，要有也是以公交和货卡为主。普通居民往返田间或工作单位主要靠自行车，也有一部分骑乘电动脚踏车者。但骑电动自行车时，多数人仍是踏着脚踏板的，足显电力之珍稀。

 

据朝鲜陪同人士介绍，当前的朝鲜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实行集体合作社制度，少部分地区实行国营农场制。在集体合作社地区，除了依照每日劳作计算工分，以在年底分粮、发生活津贴之外；每家自留的宅基地上所产收的农作物，则已允许民间自行买卖互市。此外，集体合作社的成员只要完成定额上交的生产任务后，其余农作物集体可以自留；如果超额完成50%以上任务后，还有奖励。

 

不过朝方人员对于社会经济运转的细节，对外保密意识较强，不愿过多透露细节。但凡问及工分如何计算、或围绕着新栽树木排列的白色鹅卵石意味着什么等细节，陪同人员往往语焉不详；也有老于经验的涉外经贸干部直接答以“铺白鹅卵石没什么，就是为了美观”，直接结束外人的追问。

 

但这位经贸干部也透露，当前朝鲜内部，对于境内跨地区的人口流动管制仍然十分严格。除非通过考大学进入平壤，或是通过申请调任函、谋得一个在平壤的单位愿意接收，否则出生居住在外省的一般人，基本没有什么机会能够进入平壤生活。就算在平壤生活者，想要跨单位、跨系统地调动，也绝非易事。

 

因此，平壤300多万人的首都市民身分，几乎可以说是世袭式地继承；一个人之所以会出现在平壤和我们产生互动，之所以能在位于平壤的单位上班，大部分“80后”的同辈人告诉我们：这都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平壤。

 

在名义上，朝鲜的所有住房都是配给公有。在没有公开的商品房市场、一般家庭也没有闲置余房的情况下，朝鲜籍的外地人就算贸然来到平壤，也缺乏安顿下来的空间。而一般在平壤的家庭，通常是在小夫妻结婚之后，以男方单位的资源为基准，让小家庭排上分房日程。在结婚之前，大多数平壤市民则均与父母同住。

 

陪同我们的随团导游说，在平壤，一般家庭的住房面积约在100平米至150平米左右；但由于性质属于公有，每月尚须向国家交付约个人收入2%─3%的房屋使用费。

 

据长期在朝经商的中方领队说，当前在平壤，一般人的单位工资收入，加上经营性的非正式收入，合计可达2000至3000人民币左右的水平。朝方导游则说，按照朝鲜的正式叫法，工资不叫做“工资”，而是称为生活津贴；而按照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政府对公民名义上也是不再对收入课税的。

 

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据熟悉朝鲜情况的中方朋友告诉我们，由于所有朝鲜公民都隶属于国家单位，属于“单位人”，目前不存在下海创业、另立私营单位的空间。但以单位名义进行的——主要以涉外贸活动为主的创收盈余，则可以成为单位职工们在法定工资之外的经营性收入补贴。

 

从上到下，各级单位“小金库”林立的情况普遍，不少利润在做账手法的掩护下，其实并未上交。而金正恩上台以后，高层对于体制内人员截流创收营利不予上缴或截流上缴的这类行为，事实上也采取了默许态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未予严格打击，以宽裕体制内公务员群体的生活，并刺激消费和经济循环。

 

这种管理风格，被许多人视为金正恩时代和金正日执政时期的最主要差异。朝鲜“单位人”创收的积极性，从平壤市区南郊“统一大道”沿线上的一家服务区就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从平壤前往开城时，由于只有一辆大巴停靠，因此能买到的只有楼里小卖部的东西，服务站内外也看不到几个人。但当返程再路过同处时，由于恰逢周末、又有三四辆载有各路中国游客的大巴车停靠，休息站的工作人员早已支起了摊棚，备好了几个冰柜的矿泉水、饮料、啤酒和冰棍等待，另外还有现削的香瓜、番茄、黄瓜等瓜果可选，工作人员麻利削果皮的精干专注，更胜于中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内经常懒洋洋的瓜果摊主；当然，在这些工作人员于楼外自搭的临时小蓬中所卖的小食，价格和中国物价较贵处也相差无几，一瓶水一两块人民币、一只香瓜或两颗番茄约十块人民币也是常见的。

 

但也因为经营创收活动是以“单位”为主体，再加上朝鲜的政权运作类似情报组织，各体系封闭式垂直领导的“条条”特性明显，彼此的竞争意识和领地意识也强。因此，对外人来说，在朝鲜经商的一大忌讳就是把同一件事、同一类生意，同时找上朝方两个不同系统的代表分别合作。这种事情一旦被发现，通常会使外方经商者面临朝方合作者的责难。

 

此外，由于各涉外部门引入的外汇收入已占据国民经济的一定比重，在朝鲜市面上，事实上已经形成了某种“本币─外汇双轨制”。

 

在一些可接待外国人、但朝鲜本国人也前往消费的中高端餐厅内，或由中国资本前往开设的名创优品购物商店里，都可以看到商品是直接以美元——精准地来说，是以美分作为标价单位的标签。

 

即便是朝鲜顾客在这些店里结账时，也是直接以美元结账，并不禁止本国人民在本国境内使用外币，这比中国当年规定外侨人士在境内需使用外汇券，藉以收存美元的管理模式快了几步。

 

而在我们的经历中，从餐厅、商店、儿童游乐园到平壤街头并不少见的出租车上，都以美元最受欢迎，人民币和欧元则次之，对收受朝币则兴趣缺缺。

 

陪同的中方人士告诉我们，这种“本外货币双轨制”的运作实况，也是朝鲜官方用以调节经济运行，有利于在种种制裁下，最方便实现进出口目的的不得不然之举。

 

但是，由于在朝经商的中国商人一般无法仅凭己力辨别在朝鲜境内流通的美钞的真假。所以过往他们在交割货品、拿到美元现金后，往往不敢直接将所得的美钞携带出朝鲜，而是会找在中国设有分支的朝鲜银行把这些美元存入账上后，回到中国再设法取出。但如今，这样的做法，在中国依据安理会决议，切实履行对朝鲜的金融制裁后，可操作性也越来越低。

 

总体而言，如果用中国惯用的“朝鲜是否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设问去衡量，那么，有两点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要义，恐怕不会立刻为朝鲜政府的选项：

 

第一，朝鲜政府太可能立即开放人们离开体制、彻底“下海”。按照当前朝鲜政府已允许一部分单位开展经营性活动，实施利润包干、定额上缴的做法，可以说已经比金正日时期给予了体制内人员─特别是中上阶层颇大的激励性。短期内，恐怕不会再骤然允许有人辞去公职，公开地离开体制，下海成立私人经营主体。

 

此外，朝鲜家户当前的医疗报销、住房分配等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也大抵是和工作单位捆绑处理；如果一个人或一批人冒然离开体制，目前还没有为他们量身打造的相应配套机制。

 

此外，鉴于朝鲜人口总体规模不大，分散在各主要城市的人口，除了300余万的平壤规模较大之外，其余十几个城市─如罗先、新义州、元山、南浦、开城、江界等地的人口大多在二三十万人之谱，另外有咸兴、青津两个地方的人口多达六七十万人之谱。

 

如果未来开放外资投资，更可能的模式也是采取朝方占大股的合资模式，使外资投资工厂的员工，名义上仍属于“朝外合资模式下的国营单位”员工。避免外资工厂开出的高工资造成“虹吸效应”，直接把朝鲜本国的劳动人口“吸出”体制外。

 

否则，哪怕往少了算，当一个城市只有千余人或近万人“下海”离开体制、加入外资工厂时，对于大多数人口只有二、三十万规模的朝鲜城市来说，也足以成造成当地政治民心不稳的隐患。

 

第二，朝鲜政府恐怕不太倾向骤然开放境内人口的自由流动。如此研判的理由之一，是当前朝鲜的农业生产仍主要依赖人工劳动，在联合国的对朝贸易制裁、能源制裁大幅放松之前，朝鲜的农田仍没有恢复机械化自动化生产的条件。如果大幅度允许人们离田离乡、自由进城打工，恐造成本来就处于较紧张平衡的粮食供应状况，一下子陷入失衡。

 

其次，以农村向城市移动、小城镇向大城市移动为方向的境内人口自由流动，需要以一批民资/外资公司行号的出现为前提。若朝鲜政府不允许有能力的干部下海、社会不出现一批公开的民营企业家群体，不开放一批有市场化招聘权、用人权的民资/外资经营主体出现，那么外地人口流入后，也没有相应的就业岗位可以吸纳。

 

此外，朝鲜的地域面积比中国相对小得多，较难模仿中国当年的经验，通过严格划定特区范围，来限定市场化要素和运营模式影响的范围。如果像中国当年一样划定若干实行特殊制度的“特区”、并允许境内人口自由流向当地，对于朝鲜内部统治和以单位为中心的社会分工的冲击，将远远大过当年中国一小部分人“孔雀东南飞”奔向深圳、海南的效应，因此恐非当局所将轻易选择的路径。

 

最后，关于“朝鲜会不会改革开放”这一命题，朝方还有一个意识型态的理论障碍须要跨越。毕竟，在金正日时期，“改革开放”一词曾在朝鲜内部被公开戴上极负面的政治定性；因此即便金正恩对于各国营单位、会社“走资”，农民农村“留资本主义尾巴”的容忍程度高于乃父，但在举国崇奉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的背景下，要公开援引“改革开放”这一提法的机率也非常低。

 

谈到中朝关系，在我们可接触到范围内的朝方人员，仍保持着一种泛泛的、传统教育模式下畅叙朝中友好的基调。

 

听到中国互联网上曾有过对邱少云、黄继光等志愿军战殁事迹的质疑和调侃，此后中国又专门出台法律保护烈士名誉的过程，朝鲜的朋友们颇感不解。“为什么会有人要‘恶搞’呢？没有烈士们的过去，哪有我们的今天呢”，他们如此。

 

当我问到，“如今朝鲜的年轻人，都还知道中国志愿军的事迹吗？”对方答道，“当然知道啦，学校里还都会讲。毕竟，我们朝鲜和中国的互相帮助，从朝鲜帮助中国解放东北的时候就开始了嘛”。

 

但谈到近期的中朝关系，一位朝鲜友人也问我，既然中朝关系在历史上总是友好的，为什么中国还要加入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对朝制裁呢？我简单阐述了中国对于朝鲜发展核导技术的既有立场。

 

谈到特朗普和金正恩之间的峰会时，对方说，在朝鲜，大家总体上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自己也观察到，不同的人在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发语词经常是“既然现在都已经握手了嘛，之后应该如何如何”；但对于什么是“半岛无核化”、美国又会不会遵守峰会上的承诺，对此，我们接触到的朝鲜一般人仍持谨慎的、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

 

“到底所谓的‘半岛无核化’说的是什么呢？”一位刚出大学校园不久、工作才两三年的朝鲜年轻朋友说，按照朝鲜人的理解，“无核化”指的是朝鲜不再制造新的核武器，“难道，美国人要的，不止是这样吗？”从这样的回答，也可以看出当前美朝之间在“后峰会”阶段谈判陷入僵滞的原因。对一般朝鲜公众来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废弃所有已制成的核武器”“披露所有核武器的数量、储存地”“在毁弃之前，所有核武器的存放状况要接受国际实时监督”“解散、监控核研究机构和团队人员”等美方诉求，都尚未进入人们的视野。

 

“我们不想打仗。但是，如果美国人要侵略我们国家，那我们也只好上。这不只是人民军的事，这是全朝鲜人民的事，每一个人都会参加，保卫我们的国家。”穿着西装、面貌斯文的他，坐在高丽国际酒店大堂的沙发上对着我不急不徐地说道。

 

和从外部及西方媒体上总是呈现出的“挑衅者”形象不同，在朝鲜内部的意识型态叙事中，朝鲜主要是以一个“防守者”“反侵略者”的姿态出现在国际之林；同行的中国商人诠释道，其实对朝鲜人来说“开放，不开放”不是一个问题，“朝鲜人的看法是，我们国家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国家，欢迎任何人来做生意；只是你们怕得罪美国，是你们不愿意来而已。”

 

当我再和另一位朝鲜朋友谈及朝鲜普通人是如何看待朝鲜先是勒紧裤腰带、造出了核武器、之后又有可能放弃核武器时，她的回应是，这两个选择并不矛盾。按她的说法，不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是为了争取和平：造核武器，是为了避免美国侵略朝鲜；如果说要放弃核武，那也是为了朝向永久和平与半岛统一而迈进。“我们不会对南朝鲜使用核武器的，他们是我们的同胞”她还如此补充道。

在朝鲜，关于半岛南北统一的设想,主要依据金日成提出、金正日归纳总结的“统一三大宪章”而来：具体内容包括自主、和平、民族大团结。也就双方在没有国际势力介入干扰的前提下，通过自主和平的方式，建立以半岛历史上首个统一国家“高丽”为名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在联邦体制下，南北双方可以各自保持自身的社会经济和统治方式不变。也就是说，朝方通过这样的倡议间接承认了：如果在眼下要求韩国放弃自己现行的政经体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朝鲜也无意放弃自身的制度和劳动党一党主政的体制。因此如果要达成统一，只能先在各自既有的政治社会结构上，加盖一个民族统一的“大屋顶”，在增量上发挥创想，而不是对双方各自的存量作出改变。

 

当然，即便如此，朝鲜方面提出的所谓“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构想在韩国民意和政坛中，市场空间仍然极其有限。

 

在德国统一后，原西德地区至今仍在交付统一税、原东德地区则因产业空洞化和工作机会消失、青壮劳动力外流而怨怼不已的前例下，许多韩国民众即便在情感上不否认南北最终应该归于一家，但若讨论到具体的步骤、进程和时间表，许多我所接触到的韩国朋友都说“统一不会是现在，或许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需要讨论的议题”。

 

而在北方，虽然“80后”“90后”的年轻人在口头上不会像韩国一样，表达“这个问题还离我们太遥远”“条件远远未成熟”的现实顾虑，而是表达出一种对南北统一更迫切、更渴望的话语；在所有的朝鲜宣传画、地图、教科书上，也坚持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范围，体现于整个半岛的全境。

 

但是，我也观察到，在朝鲜新闻联播后的气象报导中，虽然仍将整个半岛的国土都涂上了象征朝鲜的红色。但在播报主要城市的明日天气预测时，却只播报了北朝鲜部分的首都平壤、罗先、南浦等特别市和九个道的治所城市；对于南方的城市气象则不单列介绍。这和韩国当前大多数电视台报道气象时的做法一致，即把“理念的国家”的范围和“现实中的生活国家”的范围区分开来。

一位韩国朋友听到我对朝鲜气象报道的发现后认为，这或许是因为朝鲜不想提醒自己的人们，在南方的这些城市，其实离自己的生活非常近吧。原因是否如此，我不太确定；但这样的做法，确实有点类似在东西德分裂期间，东柏林当局把紧邻东西柏林边界的地铁站入口封死、拆除写着地铁系统“U-Bahn”的路面招牌，在入口原处盖起小屋改变地景面貌，或者在柏林市地图上把西半部给涂灰而不加以标示的做法。

 

不过，如今的朝鲜年轻人对韩国社会的种种事务，似乎也并不全然地陌生。说起十多年前风靡的“大长今”和李英爱，他们并不陌生；而朝韩关系回暖后，韩国偶像团体在朝鲜多次公开登台演出，也使韩国流行文化在朝鲜渐显“脱敏”。在中国人投资的、设在黎明大街上的仿日系商铺“名创优品”店内，我们甚至看到了韩国通信软件Line的明星卡通贴图“熊大”的玩偶─不过，似乎并不是所有的朝鲜顾客都知道这一只熊娃娃是一只来自南朝鲜的熊。

而这家名创优品，正是前文所述的，全部商品都以美分标价的高档消费店铺之一；一个标着“350”的婴儿围兜，意即售价3.5美元，而贩售的对象以朝鲜本地人为主，几乎不是在做观光客的生意。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例如平壤市最大、但并非最高档的光复购物中心内，则规定所有交易必须以朝币进行，人民币兑换朝币的汇率在这里是1:1250左右，尚称公允。而在换汇处排队的除了好奇的外国旅人，也有不少朝鲜本地人是拿着自有的美元、欧元等外币来换汇。

 

这座人气畅旺的购物中心共分四层，一楼为贩卖日常用品、蔬果零嘴粮食的大超市；二楼为衣服、球鞋等轻工业纺织品为主；三楼设有仿IKEA风格的家具店；四楼则是美食街。其中，又以一楼大超市和四楼美食街的消费人流最为密集。

在超市里，大部分的零嘴杂粮来自朝鲜自产，品项多元、供应充分；蛋糕、饼干、冰棍等的轻工业食品的口味虽略显粗糙，但亦不难吃，单位售价约为北京超市类似品项价格的60%─70%。购买瓜果蔬菜等则物资丰盈，出现金即可购买，无须搭配配给券使用。

 

超市里，也有少数如龙口粉丝、中国产的食用油等中国进口食品，物价与中国几乎等同，对朝鲜人民来说并非奢侈品。也有少数专柜展出高档的欧洲进口橄榄油等，物价则高出中国产品许多。

据我在收银台前观察，大多数前来购物的朝鲜家庭主妇，一如其他国家人民逛超市的习惯，一次便会买足大约一周所需的家庭食品和消耗品，满满一车购物车结算下来的单次消费总额，多在100─150元人民币之间。如果按此前我们得到的“平壤市民实际月收入约在两三千元人民币”之谱的印象比较，则消费意愿不可谓不强烈。

 

在超市里，外国人的购物权利与本国人几乎完全相同──除了所有店员仍然在提防访客记录、拍摄店内的标价，和不准许外国人购买封面印有标语、用以政治学习的雪白笔记本以外。我并不太确定不让外国人购买这些笔记本的理由究竟是出于政治上的严肃性，还是出于保留、节省纸张所需的经济理由。由于长年的禁运制裁，朝鲜的纸浆供应相对困难，我们在一所中学教室内所看到的教室书架的课本，乍看之下都以为是年分久远的老书；实际上一翻开，也都是公元2000年之后才印行的书，只不过这些教科书都用泛黄、杂质颇多的再生纸印制而已。

 

而在朝鲜的国家图书馆——人民大学习堂内，我们所接触到的来学习堂内自主学习的朝鲜群众，他们手里用以抄写的笔记本也都是品相颇差的再生纸印制。

 

国际禁运使朝鲜无法进入全球贸易分工链的困难，也体现在商场里不同品类商品的价格上。

例如朝鲜自身能生产、供应给城市居民的主粮、蔬菜、副食品等，价格对平壤市民来说尚可接受，人们从货架上拿取时并不斟酌考虑太久；越是与人工劳力成本相关的工业制品，如床、桌、柜子等大件家具，更显便宜，大概只需要北京价格的五成。但朝鲜自身生产相对困难的轻工业─特别是纺织和电器产品，如透气运动服、运动鞋、家用煎饼机、电冰箱等，价格则比同类商品在北京的价格贵出两到三成，品质也貌似一般。

而在美食街，大多数的食品价格，如年糕、紫菜饭卷、泡菜、鱿鱼等，一份约在三四元人民币到七八元之间，类似北京的体制内单位食堂的物价。

一份汉堡约九元，最贵的一个单品是朝鲜民族著名的美食醉螃蟹，一只20元人民币，点的人不多，滋味绝好。同样的醉蟹，在北京专做这类韩餐的馆子里，大约得要200元人民币一只，朝鲜也不愧是海鲜的国度。

往来的平壤中产消费者对于这些商场里的熟食，也显得并不十分珍惜。我观察了几桌就餐后客人已离去的桌子，被弃置在桌上的菜品比例，和中国的美食街里也并没有明显的差距。可以推测，至少在平壤地区，食品供应非常紧张的日子已经远去。

而在这栋光复购物中心里，也有像北京商场里一样的，给孩子们玩的球池和小游乐园，家长排排座在外等待的画风一如中国，只是并非人人刷着手机而已。

另一处我们参观的金正恩下令改造的大型游乐园──凯旋公园游乐园，则是我心目中，另一处管窥平壤人民生活笑貌和士气心志的重要角落。

 

在这里，刺激程度完全不输外国的跳楼机、新颖的趴卧式过山车、海盗船、螺旋飞梭等器械罗列园中。

 

行走其间，不论是在机具上乘坐的人或在地上观看的亲友，他们的兴奋、尖叫、大笑、拍照之情，与世界上任何一所游乐园一模一样；

 

而情侣、朋友、带着孩子的年轻爸妈，在小摊上买两个霜淇淋、在彩灯下合影、在投币式赛车机台前全神贯注，或纵而起身对着练拳机重磅挥落拳头的模样，也无异于朝鲜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走在这样展现平壤人民生动情绪的游乐园中，看着一个个真实的家庭、一组组丰满的人际关系在自己的身边穿梭，或许，这不一定会让人变成金氏政权的粉丝；

 

但是，当有人再提起要用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发动先发制人的“鼻血式重击”时，曾经行走在平壤市民真实生活中的人，一定都会更加慎重、更加三思。

不论是站在平壤最大的金日成广场后方人民大学习堂的瞭望台，或是站在平壤的高处地标主体思想塔上，都可以看到，目前平壤市区内正在兴建的工程，多以二三十层的集合式居民楼为主，主要为供应单位职工分房所需；至于上世纪七八零年代大举兴建的纪念碑式建筑、大体育场、大酒店或楼堂馆所等，在金正恩时代则少有营构。虽然兴建住宅楼的工地不少，但仍然可以看出外汇紧缺、大型机械和工程材料欠奉的困局──在工地上，除了起重吊车之外，几乎再难看到其他的大型机械化设备；而楼宇的建筑工法也比较陈旧，仅仅是以版模浇注水凝土混砖结构，掺以细条钢筋束构成。早已中国流行开来RC钢骨框架结构，则几难在朝鲜的建筑工地上看到。而到了深夜，一些工地还在赶工。开着探照大灯的工地上，从远处就能听到用以振作工人精神的高声革命乐曲，与夜里极其宁静、只有偶尔有高档车飞驰而过的平壤市区形成强烈对比。

六月下旬的平壤街头，在许多宽阔处和运动场内外，都能见到统一身穿白衣、头戴白帽的学生，从初中生到大学生不等，分头分批地排练即将于九月朝鲜七十周年国庆时推出的大型群众团体操节目。

小时候曾经参加过类似演出的朝鲜导游告诉我们，这类节目的意义，其实主要不是为了向观光客收费创汇，而是朝鲜人民自身的联欢活动。

 

在参访沿途我们与这些排练着节目的青少年相逢时，他们多在炙热的天气下乘凉休息；统一发放的白衣白帽看起来质量不差，许多人神情轻松地围成一圈坐在地上，或靠着墙倒卧小憩；在每十个人当中，大概也有两三个人把弄着手机。不过，即便这些孩子们脸上并没有很明显的“苦练式”神情或“被强逼”的怨怼色彩，但导游们一路上仍不太希望我们捕捉他们训练的镜头─不知道这是出于对隐私肖像权的考虑，还是知道大形团体操演出，在西方语境下常被诠释为一种用政治捆绑身体、塑造身体的实践？

 

如果说朝鲜政权对人民的身体约束有什么最具体的体现，那么最重要的证据，可能就是“男人要有男人的样子，女人要有女人的样子”这一原则。在强调男女皆须突出、强化其性别属性的风气下，大量平壤女性，除了还在上学的女童或已经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太，其余从20多岁到四五十岁者，几乎都穿着高度不一的高跟鞋；而在夏季，也几乎没有看到女性穿裤装者，主要流行的打扮样式均为上着白、蓝色为主的衬衫，下配长度刚刚过膝裙子的商务女性打扮。但即便衣服的样式种类和花色不多，朝鲜女性的着装风格大多数来说仍算得上严谨合宜；而在每天挑选出门必须配戴的领袖像章之际，也可以看出朝鲜女性精于搭配的巧思。当身着黑色、正蓝色等重布料衣服时，搭配的多是旗帜造型、面积较大的红底双人领袖像章；而当人们身着粉色、茶色或其他淡色系轻薄衣物时，搭配的多是圆形绿底的小面积金正日单人像章。这一像章与个人衣物间的配饰逻辑，和街头女性对鞋子、包包、发饰等精心打理，也可以看出对美学的追求在朝鲜社会从未中断，也没有被冠上所谓“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帽子，或提倡“越不讲究越革命”这一套。

 

按照朝鲜的社会治理理念，每个人在经过社会主义的锤炼、教育之后，都应该生长成一专多能、具有多项才赋知识型公民，这也是为什么，不论是到示范性的农村公社拜访、或是到平壤市内的中小学参观时，我们都会被告知“社员们的生活是上午劳动，下午练习古筝、合唱”或“同学们早上在学校上学，下午都到少年宫自主学习才艺”的原因。这些介绍的实际应用范围有多广，我们虽不得而知；但至少反映了朝鲜从立国以来，对知识、对知识分子、对人民具有才艺这件事，始终是抱持着在使用中带有尊重，在调动下不乏鼓励的原则。

(金日成综合大学游泳馆)

 

这种“尚技”的风气，加上朝鲜劳工组织性强、纪律性高、做事细腻较真的作风──也让我对一旦朝鲜开放外资与本资共同使用朝鲜劳动力后，朝鲜若能逐步采取出口加工导向的经济发展策略，则其人力资源方面的充分准备，是足以让人抱有高度乐观之情的。

 

当前，朝鲜经济生产的落后因素，主要还是出于过度强调“自力更生”。受限于长期制裁，由于缺乏正常的国际贸易渠道，朝鲜但凡民生所需、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产业链条都要自己打造，资今、原料和人才的投入难免分散，境内的同类产品也缺乏竞争淘汰。再加上缺乏常态的、基于商业理性的国际交流、往来机制，也使得先进的生产管理文化、企业运营知识、管理技术工具进入朝鲜的效率偏低。

 

我们被告知，当前朝鲜的高等教育覆盖水平，每届学生中大概只有低于10%的人，能进入菁英的本科大学；另外20%左右的人，可以进入各类大专或高等职业学院。其他超过七成的国民，则暂时与高等教育无缘，而是在完成中等教育后直接进入职场。

 

这一比例，和1999年中国高校扩招之前相仿；但作为经济开放后第一阶段的社会人力储备，大抵足矣。

 

从6月12日“金特会”过后，或是为展现将国家发展重点转向经济建设的信号，金正恩在整个七八月间密集考察了大量涉及民生工业或农产加工业的工厂，类别涵盖豆粉、纺织、水产、化妆品、皮包、食品等，并频频作出“对现状感到不满意，要求改进”的指示。

 

不过，即便金正恩频频强调要对民生工业厂房进行各种改扩建、要求产品要对标国际标准，峰会过后的两个多月以来，暂时还未出现朝鲜面向对外开放的其他政策大动作。整个朝鲜政治议程的重心，还摆在隆重筹备建国70年大庆之上。

 

即便从4月份“文金会”到6月份“金特会”两轮峰会之后，朝韩之间已经迅速恢复了包括南北将军级军事会谈、研议开始减少非军事区内的监视哨所、朝鲜分批开放韩国记者赴平壤采访、恢复了中断两年多的离散家属团聚，和针对南北铁公路的连接、翻修问题在朝鲜境内进行联合实地调研等良性进展；不过，除了朝韩之间的互动，联合国对朝制裁仍未出现松动迹象，朝鲜的官方舆论平台上，也没有再作出更多向美国怀柔示好或寄予企望的姿态。

 

一位在金日成综合大学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告诉我，在峰会前后，身边的本地同学并没有展开太多经久不习的激烈讨论。如果问起他们的意见，更可能会得到的答案，也是支持领导人的决定而已。她说，对朝鲜而言，纵或将有大幅的改变即将登场，“台风眼或许也是最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