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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梵开始接近,会不会带来骨牌效应?

前两周,当北京满城尽说金正恩前夕,在三里屯使馆区的一角,却罕见地响起有关教廷梵谛冈的声音。在现任教宗的祖国─阿根廷驻华使馆的邀请下,一位对教宗方济各进行过多次一对一专访的年轻意大利记者Hernán Reyes Alcaide应邀来华,发表他去年底推出的新书《拉丁美洲:教宗与Hernán Reyes Alcaide的对话》。这位记者说,如果不了解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教宗这个人。他说,教宗是一个非常尊重媒体、也重视使用媒体的人,他甚至有自己的whatsapp和instargram。

   

不过,这位记者在所有问答环节中,都谨慎地否认自己是“教宗的朋友”。“我连他的instagram好友都不是,对于他,我就是个访问者。”由于本书还没出英/中文版,我只能从其他人的译介(http://www.americalatina.va/content/americalatina/es/articulos/conversazioni-con-heman-reyes-alcaide.html)中读到教宗对拉丁美洲民主的关切,尤其是关切拉美“名义民主”与“实质民主”间的距离。

 

他在访谈中说道,“为民主体系奋斗,是现在拉丁美洲天主教徒的首要任务;就像所有政治体制一样,如果没有被好好对待和维持,它就会退化,就会在腐败和暴力的浪潮下退化”。

 

当然,作为一场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所有人主要关切的,还是梵谛冈与中国关系的进展。台下除了当主人的阿根廷驻华大使之外,众多拉美国家─乌拉圭、墨西哥以及新上任的巴拿马大使,均现身会场。

 

作者告诉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他俩基本没有谈到梵蒂冈当前跟中国关系的谈判和进展。但他透露,教宗本人对中国非常了解,“他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意大利的了解”。在问到方济各从什么渠道了解中国时,这位记者说,每天都有人从全世界各地给他写关于中国的信,包括用email、用纸本信函,甚至在他外访途中直接把信塞给他。但除此之外,他说他没有办法代表教宗,表达任何他对中国的看法。

 

我则问这位记者,你们是否曾谈到冷战年代里梵谛冈与东欧国家的“和解”?教皇有没有谈到,在多大程度上,梵谛冈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妥协”和“适应”是有必要或值得的?

 

这位记者巧妙地说,他们的对谈唯一一次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是说到意大利某城的某个广场上有一块非常著名的柏林墙的遗迹,“你去看过了吗?”“还没”“我也没有”。这位记者回顾,“这是整个对话里,我们最接近共产主义的一刻”。

但作者讲,教皇还是一个比较坚持原则的人。2015年,他在主持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的弥撒时,曾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形容当时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的屠杀;此举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召回大使之举。但方济各认为,既然自己过去在阿根廷当主教时就一直这么说,如今若当了教皇之后就改口,似乎不是自己的风格;但作为全球天主教徒的领袖,他若要在当上教皇之后继续这么说,自己也确实多斟酌了几遍。

 

席间,与会的数十人继续就中梵问题和连带的外交效应继续讨论。乌拉圭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说,如果中梵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绝对是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巨大跃升,因为这象征着中国与全球最大的软实力来源─教廷,达成了和解。

 

在被问到如果届时有西方国家舆论批评梵谛冈的“妥协”时,笃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各国会如何回应,拉美各国政府会不会与梵蒂冈站在同一阵线时?乌拉圭大使说,“当然”,“我们全部都会出来,表达对梵蒂冈决定的支持。这不只会对地区政治带来影响,对于所有以推动天主教信仰为念的社会来说,都会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好事”。

 

而贸易官员出身的墨西哥驻华大使何塞·路易斯·伯纳尔则不认为即使梵谛冈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了,就必然会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引起外交层面上的“骨牌效应”。他说,对中美洲这些国家来说,自己和梵蒂冈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一码归一码。

 

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古巴大使馆年轻官则认为,就算中梵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些尚未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会怎么想,主要还是看经济面。

 

他说,尤其是台湾企业和商业势力在中美洲国家的扎根,长期以来给当地政局带来不少影响。当地政客与台湾企业的关系,恐怕是这些国家“转向”与否的主要牵绊。“不过,如果主要的心理牵绊是台湾的民间企业实力,而非官方关系的话,那么北京在与这些国家谈判时,仍顺带承诺保护这些在中美洲台商的既有商业利益,甚至邀请这些台商继续参与日后中国大陆与该国建交后的大型项目,那又会是如何?”这位古巴外交官沉吟了一会说,“嗯……就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你或许可以去问问巴拿马大使嘛”,一位同行听到我的问题如此建议我。一回头,刚到任不久的巴拿马大使施可方,早已杳然离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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