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周，当北京满城尽说金正恩前夕，在三里屯使馆区的一角，却罕见地响起有关教廷梵谛冈的声音。在现任教宗的祖国─阿根廷驻华使馆的邀请下，一位对教宗方济各进行过多次一对一专访的年轻意大利记者Hernán Reyes Alcaide应邀来华，发表他去年底推出的新书《拉丁美洲：教宗与Hernán Reyes Alcaide的对话》。这位记者说，如果不了解拉丁美洲，基本上就没有办法真正理解教宗这个人。他说，教宗是一个非常尊重媒体、也重视使用媒体的人，他甚至有自己的whatsapp和instargram。

 

不过，这位记者在所有问答环节中，都谨慎地否认自己是“教宗的朋友”。“我连他的instagram好友都不是，对于他，我就是个访问者。”由于本书还没出英/中文版，我只能从其他人的译介中读到教中读到教宗对拉丁美洲民主的关切，尤其是关切拉美“名义民主”与“实质民主”间的距离。

 

他在访谈中说道，“为民主体系奋斗，是现在拉丁美洲天主教徒的首要任务；就像所有政治体制一样，如果没有被好好对待和维持，它就会退化，就会在腐败和暴力的浪潮下退化”。

 

当然，作为一场在北京举办的活动，所有人主要关切的，还是梵谛冈与中国关系的进展。台下除了当主人的阿根廷驻华大使之外，众多拉美国家─乌拉圭、墨西哥以及新上任的巴拿马大使，均现身会场。

 

 作者告诉我们，在访谈过程中，他俩基本没有谈到梵蒂冈当前跟中国关系的谈判和进展。但他透露，教宗本人对中国非常了解，“他对中国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意大利的了解”。在问到方济各从什么渠道了解中国时，这位记者说，每天都有人从全世界各地给他写关于中国的信，包括用email、用纸本信函，甚至在他外访途中直接把信塞给他。但除此之外，他说他没有办法代表教宗，表达任何他对中国的看法。

 

我则问这位记者，你们是否曾谈到冷战年代里梵谛冈与东欧国家的“和解”？教皇有没有谈到，在多大程度上，梵谛冈与世俗国家之间的“妥协”和“适应”是有必要或值得的？

 

这位记者巧妙地说，他们的对谈唯一一次谈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是说到意大利某城的某个广场上有一块非常著名的柏林墙的遗迹，“你去看过了吗？”“还没”“我也没有”。这位记者回顾，“这是整个对话里，我们最接近共产主义的一刻”。

 

但作者讲，教皇还是一个比较坚持原则的人。2015年，他在主持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100周年的弥撒时，曾使用“种族灭绝”一词形容当时奥斯曼帝国对亚美尼亚的屠杀；此举引发了土耳其政府的严重抗议和召回大使之举。但方济各认为，既然自己过去在阿根廷当主教时就一直这么说，如今若当了教皇之后就改口，似乎不是自己的风格；但作为全球天主教徒的领袖，他若要在当上教皇之后继续这么说，自己也确实多斟酌了几遍。

 

席间，与会的数十人继续就中梵问题和连带的外交效应继续讨论。乌拉圭驻华大使卢格里斯说，如果中梵的外交关系正常化，绝对是中国软实力的一次巨大跃升，因为这象征着中国与全球最大的软实力来源─教廷，达成了和解。

 

在被问到如果届时有西方国家舆论批评梵谛冈的“妥协”时，笃信天主教的拉丁美洲各国会如何回应，拉美各国政府会不会与梵蒂冈站在同一阵线时？乌拉圭大使说，“当然”，“我们全部都会出来，表达对梵蒂冈决定的支持。这不只会对地区政治带来影响，对于所有以推动天主教信仰为念的社会来说，都会把此事当作一个巨大的好事”。

 

而贸易官员出身的墨西哥驻华大使何塞·路易斯·伯纳尔则不认为即使梵谛冈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了，就必然会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引起外交层面上的“骨牌效应”。他说，对中美洲这些国家来说，自己和梵蒂冈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仍然是一码归一码。

 

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古巴大使馆年轻官则认为，就算中梵关系正常化之后，那些尚未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的中美洲国家会怎么想，主要还是看经济面。

 

他说，尤其是台湾企业和商业势力在中美洲国家的扎根，长期以来给当地政局带来不少影响。当地政客与台湾企业的关系，恐怕是这些国家“转向”与否的主要牵绊。“不过，如果主要的心理牵绊是台湾的民间企业实力，而非官方关系的话，那么北京在与这些国家谈判时，仍顺带承诺保护这些在中美洲台商的既有商业利益，甚至邀请这些台商继续参与日后中国大陆与该国建交后的大型项目，那又会是如何？”这位古巴外交官沉吟了一会说，“嗯……就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个问题，你或许可以去问问巴拿马大使嘛”，一位同行听到我的问题如此建议我。一回头，刚到任不久的巴拿马大使施可方，早已杳然离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