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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公超是如何和美國施加的涉藏壓力應付周旋的

今年以來,隨著南海局勢日蹙,以原美國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貝德及智庫學者葛來儀為代表的美國政學界人士,開始公開撰文敦促台灣當局澄清“九段線”的歷史背景和實質意涵。一旦在二次大戰後率先探查、收復南海諸島、並畫下南海U型線的國民政府其在台灣的後繼者,對南海主權歷史基礎的詮釋和說明略有退卻的話,那麼,這對於同樣繼承了中國主權行為角色的北京當局來說,即便不存在現實上的約束力量,卻可能被視作是一次主權主張歷史基礎的侵蝕。所幸到目前為止,即便面對美方或明或暗的鼓勵、敦促或壓力,其都尚未對二戰以來國府收復南海主權的論述做出重大調整。

這一施壓扈從藉以鬆動對手,使同一民族的兩個方面自相牽制的場景,其實早在半個多世紀前,便有一次極為相像的事例,當年的爭端主題則是西藏。

 

1959年3月,康藏事起,震動宇內。轉徙至台北已達十年的蔣介石則高度興奮,於當年三月二十六日發表《告西藏同胞書》,稱“今日我雖身在臺灣,但我這一顆心,乃是與你們始終一起”,並重申其對西藏固有政治組織、宗教信仰、傳統生活自由的尊重,甚至首度公開承諾關於“西藏未來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地位”,只要在大陸政局變天之後,亦即“西藏人民能自由表示其意志之時”,則他所領導的政府“當本民族自決的原則,達成你們的願望。”


在蔣介石的聲明發表後不久,1959年四月間,遁至印度的達賴喇嘛透過其弟嘉樂頓珠向美國傳話,要求美方能承認其所組織的“自由西藏”政府,並敦促其他國家如法從事。(見美國外交文件FRUS 1958-1960:China,page763)對於達賴喇嘛方面的要求,美方的回應是同情但審慎的。首先,美方不願意外界認為,美國在利用西藏所發生的局勢,攫取自身於冷戰中的利益。其次,按當時的政策,美方既承認蔣介石的中華民國政府,同時也承認中華民國對西藏所享有的宗主權。其三,作為達賴喇嘛收留方、同時握有所有外界接觸西藏之交通孔道的印度,亦反對將西藏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總之,美國認為,如果達賴喇嘛開始尋求各國對於西藏的政治承認,且各方反應積極的話,當然是所謂“自由世界”的一大進展。反之,如果各方反應消極的話,則會是“自由世界”的一大頓挫。因此,在美方還沒搞清楚各親近友邦或亞洲各國對此事(承認西藏為一獨立國家)的潛在態度之前,於代理國務卿狄龍(Douglas Dillon)呈給艾森豪總統的備忘錄中,即已指出達賴喇嘛不應該被鼓勵去做這件事。

作為當時美國盟邦、又是涉藏問題最主要當事方的國府,自是美國探風向、摸底線的對象。

在當年4月23日,美國國務院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華特‧羅伯森(Walter S. Robertson)和國府駐美大使葉公超,在華盛頓就西藏問題的前景進行了討論。

一如開頭時所說的場景,羅伯森助卿直截地向葉公超表明,如果中華民國政府能夠公開放棄對西藏的宗主權、並承認其獨立地位,那就算是幫了一個大忙了(it would help a great deal)。(見美國外交文件FRUS 1958-1960:China,page757) 對此唐突要求,葉公超直說中華民國政府不能這麼做,因為在民國憲法裡,西藏被視為是固有疆域的一部分,如果要變更固有疆域,那就要修憲,而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不可能的。葉公超搬出當時台灣的政治現實解釋道,如果要修憲,那麼必須由三分之二以上的立法院成員、或是四分之三以上的國民大會代表同意通過,而目前人在台灣的兩機構成員也不過才剛剛跨過這個門檻─這就意味著,必須要幾乎全票通過才有可能修憲。但不論是國民大會或是立法院的成員,都不會有人願意承擔斷送中國領土的罵名的。在與羅伯森的談話中,葉公超闡述了蔣介石3月26日《告西藏同胞書》中關於未來“光復大陸之後”,國府將支持藏胞依據民族自決原則實現其政治願望的承諾。羅伯森回應道,蔣介石的聲明固然是個好聲明,但是還不夠好。“如果要有立即的心理作用,則我們要的不是一個在飄渺未來的承諾,而是一個直接的、當下的、毫不含混曖昧的動作。”

羅伯森接著繼續進逼稱,在他看來,把這個承諾拖到光復大陸之後才做,像是國府在對自己能“代表全中國說話”的權威,進行某種自我設限嘛。他說,從你們的角度看,這是一個示弱及不情願的選擇。但是,從美國的角度看,“正因為你們代表了整個中國,所以你們更可以在任何時候,對於事關大陸任何一部分的問題採取立場,而不必等到你們光復大陸之後才來做嘛”。

讀到這裡,我對於美國人辦外交的話語邏輯和修辭藝術簡直是吐槽無力了,夥伴雖小,忽悠也不能這樣忽悠啊。

用白話來說,這豈不是等於:“我承認你能代表整個中國的權威性,恰恰是為了讓你能夠更具備條件、為了大局來改變或放棄屬於中國的主權立場”嗎?在這次談話的末尾,羅伯森向葉公超承認,我知道我的提議在你們政府的眼裡會是個真正的麻煩,“但是,這能夠讓北平的處境更艱難,希望你們能夠認真考慮我們的觀點。”

 

六天之後的4月29日,羅伯森與葉公超再次碰頭。葉公超剛剛接到了台北傳來的關於日前商談之諸問題的覆電訓令。(見美國外交文件FRUS 1958-1960:China,page760-761)葉公超說,如果達賴啦嘛要宣告成立一個臨時政府的話,則在台北的國府將會發表一聲明,承認達賴喇嘛的政府是代表西藏的政府,而這是立足於中華民國憲法第120條“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以保障”的基礎上的。此外,國府還將重申對於未來西藏追求民族自決的承諾,以及對當下渠等為“保護文化和宗教自由而英勇鬥爭”的支持。

羅伯森聽完道反問,“難道你們過去不是一直承認達賴喇嘛即是西藏政府的代表嗎?”對此,葉公超做了否定回答。羅伯森又問,這份聲明裡,是不是不能提及有關獨立的事情?葉公超再次說,對,因為改變中國的領土疆域將會遭遇憲法上的難題。

葉公超還進一步要求,美國應努力獲取達賴喇嘛的保證,使這一份國府發出的聲明會被妥善地接受並得到達賴喇嘛的正面回應,“我的政府不想在做了這份聲明之後,被達賴喇嘛反打一巴掌”,葉公超說。

葉公超還建議,美方只要承認達賴喇嘛的政府是西藏的政府,這樣就好了;亟欲摸清台北底線的羅伯森又問,如果美方承認達賴喇嘛的政府是“一個獨立的政府”(an independent one)這樣會給國府帶來難堪嗎?葉公超則反問,“難道對美國來說,只承認達賴的政府是西藏的政府,這樣還不夠嘛?”羅伯森則坦言,這他也不確定,但美國仍有可能願意承認一個由達賴所宣布的獨立,但這得看當時的情況,“無論如何,我們在在採取下一步動作之前,會跟你們商量的。”葉公超則勸告美國,“在這件事情上,美國得拿出你們的領導風範來。”

由於時勢的變化,國府在美國施壓下原本準備做出的承認達賴喇嘛政府為西藏合法政府的聲明,後來並沒有發生。直至今日,雖然達賴喇嘛曾分別在李登輝和陳水扁的任內應邀赴台並與渠會面,但時至今日,台灣當局仍從未正式承認德蘭薩拉“藏人行政中央”(原稱西藏流亡政府)的合法性,或與其建立任何官式關係。而從1911年清朝滅亡以來,從北洋到國府、從國府到人民共和國、從北京到台北,縱使國祚多次轉承,但至今均未有任何一個當局者曾對西藏的主權立場公開鬆口、甚至表示放棄過,這當然和歷朝所堅守的民族主義原則息息相關。

 

但日後在南海以及東海問題上,從1945年以來,各當局對於中國主權立場“零缺口”的一致態度,會不會被外力所攻破?則仍端看時局的沉浮,並猶待後世的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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