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台辦主任張志軍初履台灣、完成對台灣陸委會主委王郁琦的回訪後，兩岸進入「深水區」後的雙向首航遂告完竣；而走過八分之六的馬英九執政時代，也進入了最後一個樂章。此時，在盤點得失、檢討弈局之際，認真回顧一下馬英九在張志軍行前的一段媒體表態，別具價值。六月中旬，馬英九受訪，被問及與習近平會面作用時說，「對一些關鍵的理念，譬如說九二共識、一中各表，應該透過高層的會面，能夠把這些概念穩固下來，成為一個超穩定的架構，這樣的話對台灣對大陸都是好的。」而張志軍離台之前，王郁琦回應媒體時說，習馬見面與否、如何會面，雙方已經各表立場，有些事情“只在一念之間”。而張志軍則對媒體隔空回應道：“那就要看是誰的一念之間了”，為此行的尾聲留下了一個推向高潮的懸念。

從三月間反服貿學潮占領立院，到張志軍此行部分台灣人士的抗議橫溢街頭，馬英九當然不會不去思考：在2016之後，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為基礎的兩岸路線還能不能繼續走下去？姑先不論屆時政黨是否再度輪替，哪怕繼任的仍是國民黨籍的候選人，但北京和馬政府之間「兩岸互不視對方為外國」的政治信念和互動底線會不會受到動搖？特別是在島內世代政治能量交替、國族認同情感變遷的客觀形勢下，這些價值，難免會在台灣受到逐步增長的壓力和挑戰。在兇急湍流上漲之際，主事者可以選擇慎守退卻，從此片板不得下水；但也可以選擇深扎橋墩、架高橋面，繼續鞏固通行的安全。

在海基海協制度性協商恢復、雙方政府兩岸主管部門直接建立工作聯繫之後，一旦兩岸最高領導人的會晤得以實現，甚至替兩岸的層峰會面奠下週期性、常態性的基礎；那麼，支撐起層峰會面的各項政治原則，便會因其所涉重大、牽一髮而動頂層，故更能夠經受突發事態的衝擊和激進民意的擾動，也不至於因政治領導人變更後，就立刻遭到削弱或揚棄。

層峰會面機制的建立，如同替兩岸交往的電路體系，安上了一條根本的保險絲。當任何一方忽欲調高電壓之際，都要想一想，自己是否願意承受保險絲融斷的後果和民意壓力？即便層峰會晤周期建立後，又因某些重大緣故而暫時中斷，但見過燈亮的人絕不會久耐黑暗的重來，整套電路也不會因一時的短路而全面損壞。修正方針、重新安放保險絲、恢復層峰會晤機制的呼聲，將成為把不測事態和波動情緒從關係破裂的邊緣，重新拉回可行軌道的驅動力。

1990年，時任大陸國家主席楊尚昆曾代表大陸官方表態，把「承认台湾与大陆是平等的两个政府」和製造「兩個中國」直接等同起來，並予以峻拒。而今，平等協商早已成常態，“中華民國”的名份定位雖未獲解決，但兩個政府具體辦事部門之間的聯繫互動也終告啟動。

試想，如果中共在1990年的政治顧慮哪怕可以打消一半，兩岸當局間現有的工作聯繫和因此打開的民間交流渠道可以建立起一半，那麼近二十五年下來，對台灣整整一兩代人的生活風貌和思想價值，以及對台灣和大陸在產業面、文化面、社會面的整合互賴，勢必早已產生重大的積極影響；對日後李登輝、乃至民進黨上台後的分離主義傾向，亦未必沒有牽制的作用。而台灣內部的獨派意識形態、所謂的併吞恐懼，乃至於敵視一切兩岸關係發展進程的激進聲浪，分貝數更會比現在小得多。

可以理解，對於在APEC平台舉行馬習會、對於兩岸層峰會晤機制的建立，中共仍會有這樣那樣的顧慮。不論是基於國際視聽的考量、或是台灣日後政情變化的不可測性，還有許多政治氣候的條件，在大陸眼裡估來大概都仍未臻成熟。

但是辯證地看，兩岸層峰會晤，雖然必須以一定存量的政治互信和共識價值作為基礎；然而此一里程碑一旦樹立，又能反過來對雙邊政治氣候的改善、對各自內部選擇和平發展路線的意志，以及對兩岸主事者信守重要共識價值的決心，注入全新的、大幅的增量。而超穩定架構的延續效應，也將溢出馬英九個人的任期，像三通、像兩岸人民互訪那樣，成為台灣政治運作中又一道必須恆久考慮，不容輕易停駛或揚言破壞的重要軌道。在眼下，當“和平發展”正在台灣內部被某些人汙名化、標籤化、戴上“賣土求榮、出賣靈魂”的帽子，並逐漸形成擾動聲勢的此刻，已經沒有另外一個二十五年可供人們蹉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