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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已矣,困境几何?七一前夕,读50年代的共和国史

在“七‧一”前夕的周末,我們同飛來愛丁堡、參加一場中國宣傳畫研討會的加州大學(聖地牙哥)歷史學系教授畢克偉(Paul G.Pickowicz)老師,一起討論了他和當年弟子周杰榮(Jeremy Brown)合編的一部好書─《勝利的困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最初歲月》(Dilemmas of Victor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這部書脫胎自十年前在聖地牙哥所召開的一場研討會之論文集,關注的中心題旨則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權建立之初,在“新解放區”─如川貴、上海、新疆、西藏等地,以及剛剛被納入新政權轄下、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特定人群,如資產階級家族、民間慈善團體、相聲演員、電影演員、甚至是農村接生婆,他們怎麼樣與新政權所界定的“正確價值”,以及一整套快速更迭中的社會、經濟遊戲規則,以及推倒重塑的文化、社會風氣之間互動、適應、周旋,或者是決裂。




而在香港回歸紀念日、同時也是名義上的中國共產黨建黨紀念日的“七‧一”之前讀這本書,更有某種極應景的意味。

這本不過多地描繪高層軍政領袖,而傾向把焦點放在社會中層人群的角色掙扎和自我說服過程上的作品集,和另外兩本書─前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的《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以及當年最早的紅色藏人之一,平措汪杰的《一位藏族革命家:巴塘人平措汪傑的時代和政治生涯》一樣,都格外適合身處在台灣、不論持何種意識形態和國族認同價值的朋友們一閱─不論是為了避免殷鑑的發生、優化處理各種問題的手法,或是為了從前人的抉擇和行動中,尋找自己得以安生立命的共鳴。

在書裡,有一章是描寫五零年代的相聲演員,因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提高了地位;但對新政權對相聲內容的改造和使用,他們又必須勉力調整、服從,最後仍多半水土不服的故事。

該篇文章的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先生用了一個生動而有趣的形象來比喻:鱷魚鳥。這是一種在鱷魚打開嘴巴時,會冒險飛進鱷魚口中、啄食鱷魚牙縫中殘渣和寄生蟲的鳥類。理論上,鱷魚鳥謀生的方式,對鱷魚本身的健康也是有幫助的。但是,鱷魚的嘴巴又會在什麼時候忽然閉上呢?這種事情發生得多嗎?當看到鱷魚的上顎忽然蓋下來的倒數時刻,仍在鱷魚口中的鱷魚鳥們,心裏頭又再想些什麼呢?林先生寫在文章開頭的這一串問題,事實上也是一組可以放到全書各篇章主要角色們身上的問題。

畢克偉教授則在他自己撰寫的章節裡,寫了一個電影演員石揮的曲折故事。

石揮是一個在1949年之前,沒有參加過一分鐘“革命工作”的演員;但是在49年之後,他和上海文藝圈的許多人一樣,都願意表現出對於新秩序、新體制的合作態度,並力求以自己的表現,來保障其未來的事業前途和位置。

在下標題時,畢老師巧妙地運用了一個雙關語“Acting Like Revolutionaries”,石揮不只是在新劇目中開始扮演革命者的形象,事實上,他在舞台下也嘗試努力靠攏革命、試圖把自己也打扮成一副革命者的樣子。但不無諷刺的是,最後他的失敗,可能正源於他扮演的太像了。在一部描述紅軍基層幹部的電影《關連長》中,石揮由於將北方農村出身的軍隊老幹部形象,詮釋地太過逼真、幾乎毫無修飾地搬到大螢幕上,到最後反而顯得刺眼,而被當局認為他是在故意給解放軍的形象抹黑,最後遭到批判和打擊。

畢老師在編完這本書、透過幾個切面考察了共和國在五十年代初步奠定其政權性質和運作模式後,他認為,當時為政者所反覆思考的一個問題,正是“究竟要快一點?還是慢一點?” 包括對知識分子、對資本家及其產業、對民間各類組織、對少數民族社會、對國民黨投誠軍政人員等對象的收編、分解和改造,究竟要推得更快一些,還是更慢一些?

而“快”與“慢”的衡量標準該是什麼,這個看似不斷浮動的標準,又是被哪些因素所影響的?政權心目中,其所能容忍的底線又是什麼?一旦觸及底線,政權必須“有所回應”時,回應的力道又應該怎麼拿捏?這每一個問題,都是在考察全書當中的各個案例時,可以繼續追問下去的線索。

事實上,如果循著這個線索一直垂降下去,一不小心,我們便觸及了今天。

或許在六十多年後,個案的主體改變了、事情發生的場景也變了,但是線索的主要邏輯,到今天卻沒有顯著的差別,依然生動逼近、依然警醒人心。

在1956年、反右運動的前夜,中共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曾這樣記述當年掌權者看待章乃器放言高論、抨擊共產黨架空民主人士的心態,李維漢這樣寫道:

“我們當時指出,章乃器的這些言論和批評,本身具有消極和積極的兩面性。他的言論和批評的主要部分帶有原則性錯誤,但他也確實指出了我們工作中的某些缺點和偏差,特別是他敢於代表資產階級公開地提出尖銳的批評,對我們更深刻地認識自己的缺點和及時察覺資產階級的動向是有利的。因此,在批評他的錯誤時,又要保護他敢於同我們唱對臺戲的積極性。”(摘自李維漢,《回憶與研究》,pp.824-825)


而今,為政者對於意識形態上那些“該批評、該糾正的”,依然時刻沒有放鬆;但是,“保護他敢於同我們唱對臺戲的積極性”的器量,於今又剩下幾何?

當然,從後視的眼光看,我們也不能明白地斷言,當初為政者對黨外民主人士“唱對臺戲之積極性”的那種“保護”,就不是日後“引蛇出洞”陽謀的一部分。

但我也認同畢克偉老師的另一個觀點,那就是他相信從建政之初的鎮反、肅反,反右到文革,這些的政治漩渦,沒有哪一件事情是“必然會發生”、“全在規劃之內”、或“一開始就非怎麼樣不可”的。當時的人們,不斷地在適應新體制;體制也還在估量、觀察剛剛被納入轄下的人民,以及那些尚無資格成為“人民”隊伍一分子的人。在每個階層、每個領域、每個不同的地域,都還充滿了莫測的試探,與分別來自權力鍊條兩端的能動性。

在全書的其他章節,還有許多的故事細節,今天讀來仍深值玩味,彷彿事情的發生就在身邊。包括上海資本家劉鴻生在一度遠走香港,後來又選擇返回“解放”後的上海之後,便開始提筆勸諭留在海外或香港、台灣的幾個兒子返回上海。期間,他甚至和其中一位兒子論辯起,一個人對於“自由”的需求到底有多少?在“舊社會”的香港或上海,受著外國當局的管制,那也算是真正的自由嗎?劉鴻生自忖自己生長在租界內,“對於喪失自由,初亦未覺。”,直到1927年到歐美遊歷時,見到外國的公園人人可進,然上海租界內的公園高掛“狗與華人不得入內”之告示,“始恍然於歐美人對待華人之不合理”。在解放後的上海度過幾個月之後,劉鴻生不但痛感過去在租界內的自由是“虛假的”,甚至還認為香港、上海過去的“畸形繁榮”,全系靠不平等條約的保護、特權,兼以中國官吏之貪墨無能和人民的知識淺薄,方得以造成。而在香港、上海兩埠享受著“畸形繁榮”的人,“對於國內之普遍窮困,民生憔悴莫不關心,此乃無可否認之事實,諒汝亦甚明瞭”。

過去長期支持國民黨政權的劉鴻生,為什麼在思想上、價值上經歷了這樣的變化呢?這或許還得從1949年11月,劉鴻生受到其中一位兒子劉念義,和周恩來特使的說服,決定從香港前往天津,與新政權互動說起。在與周恩來在天津接談時,周稱劉鴻生為“民族工商業者”,而非政權所抨擊的“官僚買辦資本家”,此一稱呼讓劉鴻生受寵若驚、又“簡直不敢相信”,甚至反問周恩來,“民族工商業者”這個稱呼真的適用於自己嗎?畢竟,他可是真正給英國人開辦的開灤煤礦管理局做過買辦工作的呀,更別說他還曾經以官員身分,管理過國民黨政府的輪船招商局了。周恩來向他解釋,“民族資產階級”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兩個術語,只是用以區分新政權對資本家階層中某一部分人的贊同或是反對之後,劉鴻生才放下心裡的大石。

讀到這段時,馬上讓我想起兒時看《宰相劉羅鍋》連續劇的片頭曲歌詞,“故事裡的事,說是就是,不是也是;故事裡的事,說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這部書的作者們,還從史料中,挖掘、還原出許多極為生動的歷史剪影。

比如,在講到新疆時,作者高崢寫到,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的高級學府“新疆學院”中,維吾爾族的學生們出於對中亞泛突厥主義的親近、或是出於對蘇聯民族自治體制的嚮往,在認同上,分裂成親蘇和反蘇的兩大陣營。而當某天晚上,新疆學院在放映描述俄土之間幾場戰爭的電影《海軍上將烏薩科夫》時,“當電影演到土耳其人打敗俄羅斯人時,親土耳其的學生反應狂熱,而當電影描寫俄羅斯雖毀奧斯曼帝國的海軍時,親蘇學生高興得跳了起來。這部電影的放映,隨後因為兩派學生發生打鬥而中斷”(p.194)。

可以看到,即便時間已經到了1949年初,當時在某些維吾爾族知識分子的初胚當中(至少從新疆學院這個樣本來看),身分認同的對象,要嘛來自於西邊、要嘛來自於北邊;至於面向東邊、面向關內中原的認同,則暫時還沒有成為意識形態和價值市場上的主要選項。在高崢所執筆的這個章節裡,他寫道:“在新疆人民看來,中國核心地區反而是他們的邊陲地區。在中國核心地區發生的每一件事,對於他們來講都只有次要意義。無論是1911年的革命還是抗日戰爭,都未直接影響到新疆。絕大多數新疆人都以一種挖苦的眼光看待中國核心地區所發生的政權更迭。中華民國第一個新疆總督楊增新看不起北京的所有軍閥政府,但是他根據“認廟不認神”的原則承認每一個中央政權。根據這一信條,無論誰在南京或北京上台,他的繼任者都準備和這個新政府打交道”(p.192)

又如,在寫到新政權對於西南地區的受降、綏撫和清剿時,讀者也完全可以從作者周杰榮所挖掘出的史料中,聯想到為何鄧小平日後能在黨內得到“鋼鐵公司”的稱號;而在毛澤東讚賞地把鄧小平關於對“反革命份子、惡霸當中的罪大惡極者、菸販和會門頭子”們,“當殺者,要堅決處死,不得姑息猶豫”(甚至鄧還給每個縣,都提出了一個“不超過三、二十人為度”的參考配額)的建議電報,轉批給其他各地的軍政領導人參閱時(pp.124-125);我們也會理解,何以日後毛澤東最終不願意讓鄧小平徹底被打倒,並聯想到1957年,毛當著赫魯曉夫的面,給予鄧“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的欽賞和評價。


在這本書中,幾乎每一個章節,都有這種從今日眼光或法治價值來看期期以為不可,但是若放在戰爭和革命階段中,卻又顯得理所當然、或者是“必要之惡”手段的環節。而在新政權建政之後,“革命手段”並未完全退出政治舞台,在一些時期內甚至比五零年代解放之初還要顯得炙烈。

那麼,究竟有哪些手段,能算是維持一個政權運行和社會有效控管的“必要之惡”?什麼又是人民感嘆“當家人也有當家人的難處”,並對為政者投以“同情地理解”的底線?對於每個不同的人來說,那條線都有一個不同的位置。而即便當政權的鐵拳跨過了那條線時,每個人能做出的反應,可能也未盡相同。伴隨著新政權對於整個社會收編、改造、甄別、清洗的進程究竟要“快一點,還是慢一點”的中心思考,我不禁想到了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對於被治理、被收編、被改造和被甄別的群眾眼中,對於種種“革命手段”和“必要之惡”所造成的結果,人們的心,究竟應該是要硬一點,還是軟一點?人民集體心軟和心硬的密度,牽動著“革命手段”的炙烈溫度,也決定著政權和群眾互動的模式。

在轟隆隆推進的政治與經濟大潮面前,每個人面對新權力格局的選擇都不盡相同。有的人決定跟上,有的人選擇抗擊,也有人選擇旁觀,也有人選擇紀錄。有人願意在奔流的彩船上擊鼓吹笙,有人願意破碎的險灘間柱激中流,有人立志為它的奔流描摹軌跡,有人發願對它的沖刷控訴審判。

 

這都是每個人對這個時代的判斷,也是每個人對自己角色的衡量和選擇。

從這個維度來看,五零年代所提供的歷史素材其實從不遙遠。特別是對於港、台兩地來說,大陸上早在半個多世紀就前經歷過的歷史;於今,可能才正要開始變成此間人們的生活。

 

(文中所述的畢克偉先生談話意見,未經畢老師本人審閱,若記述有訛誤,概由在下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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