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月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赴歐洲訪問。然而在中國外交部尚未向外界完整介紹習近平的訪歐行程之前，德國《明鏡》周刊日前便在該刊新聞網站上，追蹤、發布了一條原本在二月份率先由路透社報道的消息(來源: 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germany/no-holocaust-memorials-for-china-president-xi-on-trip-to-berlin-a-956574.html)。消息稱，德國政府婉拒了中方原欲安排領導人赴柏林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致祭的提議；報道還指出，德國總理梅克爾也婉拒了陪同習近平共同參觀柏林的另一處二戰遺跡─“新崗哨”的安排，但習近平主席若決定獨自參訪該處，德方仍表歡迎。

 

《明鏡》和路透社的報道都指出了德國不願被捲入近來中、日之間外交輿論戰的考量；路透社甚至還引述了不具名的德方消息源稱，德國人對於自身不斷地被中國援引、並反覆將其和日本處理戰爭歷史問題的態度相比較一事，感到“著實地不舒服”。(來源：http://uk.reuters.com/article/2014/02/23/uk-china-germany-idUKBREA1M12620140223) 看到這則消息，讓我不禁回想起自己一月間在德國西北部的初次旅行，以及我第一次看到德國人是如何銘記戰爭、書寫責任時的心情。

 

在那趟旅行之前，雖然早就耳聞德國人對於二戰過程和納粹掌權時期的反思之深。但是當我第一次親眼見到這樣的觀點由德國人自己白紙黑字地寫出來，並且就豎立在德國的土地上時，我還是感到深深的撼動，以及感動。

位處德國西北角的漢堡，是僅次於首都柏林的第二大城；由於其交通大西洋航路的地利與港埠之利，也被視為德意志“通向世界的窗口”，更是諸多武器和潛艇的製造地，戰略位置與社經地位俱要。1943年7月25日至8月3日，英、美空軍發起了所謂的“蛾摩拉行動”(Operation Gomorrah)，對漢堡展開了大規模空襲，造成超過三萬五千名市民喪生，十二萬餘人受傷；漢堡中心城區的老建築毀壞泰半，而座落在易北河北岸的重要宗教地標─聖尼古拉教堂(St.Nikolai Kirche)，也被炸得只剩下147米高的尖塔，和一部分的中殿和南牆。


從漢堡的市政廳向西南方向走五百米，循著塔尖逐漸逼近，整座聖尼古拉教堂的遺址便矗立在一片新式辦公樓的中間。
 

這座一度在1874年到1876年間成為世界最高建築的教堂，現在只徒留染上黑灰色澤的高塔；而這座高塔，在盟軍空襲期間，還被盟軍的飛行員，當作是在爆炸濃煙中辨認方位的座標。

當我第一眼看到這座斑駁滄桑的教堂遺址時，恰好仍有支工程隊正搭起鷹架，在進行塔面外牆的整修工作，霎時間確實容易給人一種“重建和平的工作，花了七十年都還做不完”的聯想。而事實上，早在戰爭結束後，漢堡市議會即已決定並不在原址重建聖尼古拉教堂，而是另覓地點興建一座新堂。1951年，在戰火中被損毀的教堂中殿遭到拆除，而原址殘留的新哥德式風格的尖塔則被保存下來，當作反戰的紀念和象徵。1960年，這處教堂遺址被宣布為國家級別的紀念物，但整處遺址卻未進行完整的重新規劃，且持續凋零。

1987年，一個名為“保存尼古拉教堂”的基金會開始為整修殘存的遺址募集資源，並且希望能夠找回一部分在1951年遭到拆除的教堂建築部件。同時，在教堂原址的地下室，這個基金會還設立了一座說明嚴謹、陳展卻不失生動的紀念館，扼要簡述了聖尼古拉教堂的歷史、遭到盟軍空襲轟炸的過程，以及這座教堂和漢堡市人民在蛾摩拉行動期間的遭遇。

到了1993年，一組共有51顆大小掛鐘、總重13噸重的鐘琴，在民間的捐助下被安裝到了遺址的尖塔上。當我走到尖塔下方時，正巧遇上了每周四中午十二點開始、每次長達半個小時的鐘琴演奏。在凜冽的朔風裡，鐘鳴繚繞的聖尼古拉教堂遺址，稱不上是一個遊人如織的去處。買下四歐元的門票後，票亭裡的阿姨告訴我，可以先搭2005年才啟用的透明電梯直上76米高的塔上平台看一看。


電梯口掛的顯示屏，標記著電梯運行過程中每一刻的高度，甚至少見地計算到小數點第二位。因此，在等電梯的同時，每一秒鐘都能看到頻繁的數字跳動，從底端乘梯處的00.00，到塔上的76.00。不知道這樣的設計，是為了紀念此塔的一磚一瓦、一毫一釐得以倖存之不易？還是暗喻了漢堡空襲中不斷上升的死傷人數統計？至少在塔裡沒有相關的說明，可能又是我自己的附會聯想而已。

在鐘琴聲中乘著電梯快速上升，人們所上升的路線，正好緊沿著教堂內原本應懸掛的十字架所指的方向。待登臨塔上、出了電梯，原本就顯寒冷的北德冬風更勁，但牆上一塊記述著蛾摩拉行動和漢堡空襲始末的說明牌，卻能讓人沉吟佇立，不願輕易離去。

據這面管理單位所立的說明牌所言，在空襲中，漢堡市共有255,691幢房屋被毀；共有九十萬居民喪失了他們的全部財產，另有二十六萬五千多人喪失了部分財產。而在總共三萬五千多名罹難者中，有數千人是從歐洲其他國家被迫來到德國務工的奴工，還有五千人是孩子。

在歷數了此次空襲行動所造成了人、物損失後，說明牌用以總結定論的第一句話就寫道：“這些被損毀的景象，提醒了人們納粹德國因其侵略野心，將戰爭擴展到歐洲其它地方的殘酷性”。其後，馬上又接了一句，“雖然對漢堡居民區的地毯式轟炸，是殘忍的、是違反國際法的，且亦非瓦解德國大眾對希特勒的效忠之正當手段”，“然而”，說明牌接著寫到，“這場火焰風暴的導火索，是在德國點燃的。”

其後，這面說明牌一一歷數了在漢堡遭受轟炸之前，納粹德國在1937年對西班牙格爾尼卡、在1939年對波蘭華沙、在1940年對英國考文垂和荷蘭鹿特丹、以及1941年對英國倫敦的空襲紀錄，並註記“還有其它德國對許多西歐和東歐城市的空襲，都發生在漢堡遭到毀壞之前。”顯然，在此處，說明牌的意旨，是要將德國對它人所加諸的痛楚，以及漢堡因敵方反擊所遭到的破壞，在邏輯鏈上串在了一塊。並且幾乎毫不猶豫地承認，是的，先動手的，是我們。

即便作為一個當代史的學徒，我對於當今德國人反思二戰和納粹行徑的主流觀點原不感意外；但當我頭一次在德國的土地上、在一個國家級的紀念物前，看到代表官方(或至少是代表營運機構)立場的說明牌，就這麼直白無諱地在自己國人、乃至於在全球各地訪客的面前檢討自身，還是相當震撼。特別是他們將漢堡所受的空襲，及德國對別人所加諸的空襲並列在一塊，強調“我們不只是受害者，也曾經先加害過別人”的平衡視角，更是令人屏息凝神，反覆讀過兩三遍才能確認─它所要表達的，就是這個意思。

在高塔上，我一邊俯瞰著中世紀建築幾乎已消失殆盡的漢堡城區，不禁揣想著：難道這樣的史觀，在德國，不會像在日本那樣，被一部分的偏激右翼人士譏評為是“自虐史觀”嗎？而究竟是在外人面前、在本國同胞面前和在後代年輕人面前，深切檢討本民族所犯過的錯誤，應謂之“自虐”；抑或是把戰敗的陰影牢鎖心頭逾七十年，非將之翻案不可，否則無以開立國之新基的心態，才是一種“自虐”呢？

在這面說明牌的結論段中，其更將劫難的起源，上溯到1933年，“當納粹在一大批菁英及普羅民眾的支持下取得政權，並在幾周之內廢除了民主和法治”之際。說明牌認為，此一劫難之起源，導致了後續包括空襲、德國人從中、東歐遭到驅離、以及德國分裂在內的一系列悲劇。而所有在漢堡空襲中的遇難者、傷者、無家可歸的人，都是納粹政治野心和其宰制世界欲望的受害者。
誠然，雖亦有意見批評，這類把一切罪愆都給化約地、簡便地歸咎於納粹和希特勒的做法，實際上不無為戰後繼續活躍於西德政壇的從政者，以及替曾經緊密依附納粹的工業體系復甦而掃除路障、加以開脫之嫌。

但當人們走下塔尖，探訪教堂遺址地下室的這座紀念博物館時，便能看到裏頭的敘事不僅對納粹體制做出了批判，對於整個社會，在防空掩蔽的過程中，對於外國勞工和猶太人施以差別對待、拒絕其入內躲藏，空襲後又要他們去承擔清理屍首和殘破市容任務的過往，均予以完整的披露。

而紀念館的四大展區之中，還有一大部分，是在展示波蘭首都華沙，在1939遭到德軍轟炸後的慘痛局面。十數幅掛立畫軸，分門別類地統計出在這場轟炸中，華沙的古蹟、民房、醫療設施、教育設施分別損毀了百分之幾；以及這些不同性質的建築，他們在歷經轟炸前、轟炸後，以及到2009年左右重建發展現況的對比照片。而說明文字則註明了，這些詳細講述了德國曾加諸它人之痛楚的展覽資料，是波蘭大轟炸紀念館，和漢堡聖尼古拉教堂紀念館之間的永久交換展品。

看到這裡，我又忍不住想到，要是有一天，南京的大屠殺紀念館，能夠與長崎或廣島的原爆紀念資料館彼此交換展品，理解彼方人民、社會在戰爭中所受到的痛楚，並且就此等痛楚的起因究竟源自何處達成穩定、堅實的共識。那麼，我們對於中日之間的和解、東亞局勢的穩定與區域各國的和平與真誠合作，方能抱有更大的信心。

猶記得在上個學期、一位來自德國、現年四十多歲的老師，在第三帝國課程的開始和結束那堂課，都說了一遍：我們這一代人，大概是最後一代對於過去所發生的事，先天地抱有負罪感和歉疚感的德國人了。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已經沒有類似的情感。

這位老師所處的那個世代，正是從小到大所遇到的一切教育素材，都在鋪天蓋地地譴責納粹、反思德國二戰行為的那一代人。甚至在他成長的歲月裡，舉凡德國國旗、國歌等一切帶有國家主義色彩的象徵符號，都還相當的敏感。一直到德國統一之後，德國公眾對於此類符號的警惕性和敏感心態才慢慢淡化，而這些符號也在近二十來日益頻繁的各類全歐和全球體育賽事中，逐漸“脫敏”，重新成為德國公眾願意高舉的圖騰。

這位老師所屬的世代，目前仍是德國社會的青壯中堅，且仍主導著集體記憶的製作和敘事主調的旋律。但等過了這一代人之後，此後又會怎樣？目前我尚不敢妄加揣度。只不過，對於二戰史實的還原、對於戰爭責任的歸因論斷、對於彼此國民記憶和公眾感情的相互理解、和各國對曾經導致戰火的意識形態因素的共同警惕和聲討，至少在這一些課題上，但願歐洲的經驗和做法，尚足以繼續成為我們東亞追趕、師法的標竿，直到我們不再需要把別人當標竿的那一天。

(本文曾首發於《英中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