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从上星期六在人大会议上举行的外交部长记者会中，选一段王毅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表态，或许不少观察者的答案都会是“ 2014不是1914，2014更不是1894，与其拿一战前的德国来做文章，不如以二战后的德国来作榜样”这段话。

甲午开年伊始，中日之间的论战已酣。

从去年12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以来，已有超过三十位中国驻外大使在驻在国的主要媒体上发表署名文章，批判安倍晋三及日本的当前政府对于二战的史观态度。今年1月24日，中国外长王毅在达沃斯论坛接受英国《金融时报》和FT中文网专访时，更直白地以“当前的中日关系当然很不好”，为中日此一回合的针锋相对，下了一个相当严肃的注脚。

在冷战结束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之际，中日两国却不约而同地正把时空的月历往前翻；而这场发轫于钓鱼岛争、持续已逾年余的外交论战，也日益发展成一场在国际观众面前，以历史作为颜料、替对方勾勒脸谱的竞赛。

早在前年秋天，当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意图“收购”钓鱼台、使之“国有化”之际，中方即将此举视为“企图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挑衅之举；“一个战败国却要霸占一个战胜国的领土，岂有此理”的反诘，调门之高、定性之严重，更一下子就带着国际视听“穿越”近七十年，一口气拉回二次大战刚刚结束的时空。

随着安倍晋三的重新上台，在整个2013年里，举凡其意欲主导修改和平宪法、推动日本自卫队改制为“国防军”、为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辩护，以及他在参议院中声称“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尚无定论”的讲话，也使得西方社会，逐渐能够稍稍体会出：为什么二战的烟硝陈迹，与现实国际问题之间的距离，在东亚，要比在欧洲还来得近的多。

2014年一开年，一月一日，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在《每日电讯报》上借哈利波特小说之典故，指“军国主义是日本的佛地魔，而靖国神社即是其分灵体(Horcrux)”的比喻，迅速引起国际传媒关注，成为此波外交论战中的代表作之一。

但除了这项能让英国读者立即进入状况的比喻外，更值得论者关注的，其实还是这篇投书的标题：“中国与英国曾一起赢得战争”(China and Britain won the war together)以及文章末段里，务求唤醒英国人在二战期间与中国之盟国旧谊的申述。该文的结论，更跳过了中、英两国在冷战期间分属不同阵营的对垒过往，直接上溯回二战的时空，以中、英曾共同奠定战后国际秩序为线索，力陈当前两国仍应共同谴责任何违反战后和平共识、挑战国际秩序之言行的必要性。(刘晓明大使投书全文网址: http://www.telegraph.co.uk/comment/10546442/Liu-Xiaoming-China-and-Britain-won-the-war-together.html)

相对地，日本的驻英大使林景一，则在与刘晓明大使同台的BBC“News Night”节目中，反复强调其“中国才是挑衅者”的说词；幷着力把前年以来，中国在钓鱼岛领海范围所进行的海空巡航，描述为中方穷兵黩武、不愿沟通、意图以武力来改变现状的现行证据。

而在达沃斯论坛期间，日相安倍晋三与诸多国际传媒代表会面时，一席将目前的中日关系，与一次大战前的德、英关系相对照的谈话，则再度引起国际舆论界的一阵惊呼；从而使得安倍的官房长官菅义伟，必须在事后反复澄清缓颊称：「安倍首相的意思，是绝对不能发生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的事情而发言的。」究竟，在2014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甲午战争届满两个甲子的年份里，哪一种联想、哪一方的描绘，对于国际视听更有说服力呢？

（图片引自《荆楚网》http://culture.cnhubei.com/jcfh/201211/t2335936.shtml）

其实，把当今的中国描写为一战之前的德意志，在西方幷不罕见，只是在这个语境下，被新兴强权挑战的老牌霸主“英国”，通常指的是今天的美国。在英国发行逾百年的老牌政论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上，近期便有一篇剑桥大学历史学教授Richard Evans执笔的封面文章（原文：http://www.newstatesman.com/2014/01/1914-to-2014），就认为近年来中国处理周边争议岛屿问题的硬架式，和1914年之前德皇威廉二世对非洲和中东的强硬声索，相比之下也不遑多让。虽说Richard Evans也承认，如果意识型态先行地，把一战爆发的因果主线描绘成是“自由民主的英国”和“威权军国主义的德意志”之间的冲突，那恐怕是一件“最没有说服力的事”(毕竟，当年一战爆发时，还有40%的英国成年男性没有投票权，而在德国则是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能投票)。

但若从中国视角出发，在国际正义迟到了一百多年之后，如今我们好不容易能够对主权凌夷、外侮侵犯“挺身说不”时的义正词严，又岂应和威廉二世当年因发现德国在列强瓜分非洲时棋慢一着后的气极败坏和莽撞冒进，放在同一个脉络下来相较比拟？

而一位任职于德国一家特别关注涉华议题及中德关系的报纸的德籍友人也坦言，今日德国多数媒体对中国政府的报导和观察笔触，一般多采取批判性的态度。这除了是受冷战以来，传媒界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本来就常“另眼相看”的长期惯性影响；此外，也和德国自身对纳粹执政期间的反思有关。以至于任何一丝让他们联想到那段时空的因子：不论是高涨的民族主义叙事或整齐划一的大阅兵，还是带有优生学色彩的计画生育到对上访公民的关押或遣送，都容易激起他们源于己身伤痕的本能警惕，乃至于反感。

此外，西欧国家对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在二战中所曾遭受过的战争伤害，及中、韩每每控诉的“军国主义”之过往行径为何，究竟了解、知悉到什么程度？这也是一个值得推敲和考察的问题。

总部位于东京、面向全球英语读者的《外交官》杂志，还曾经在其网站上发出一位年轻编辑Shannon Tiezzi执笔的评论（原文：http://thediplomat.com/2014/01/the-yasukuni-shrine-and-the-confederate-flag/），她好奇地探问：为什么东亚对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就不能和美国南方一样，在讨论公开悬挂当年内战中的南方邦联旗帜是否合宜时，容许不同的解读和诠释同时幷存？(如反对者挂旗者认为：此旗象征了对种族的压迫、对蓄奴的支持和对联邦的背叛及引爆内战的责任；而支持者则认为：此举在当下时空里，与种族主义和支持蓄奴已然无关，只不过是在纪念当年捍卫家园的牺牲者或标举某种美国南方文化的特性而已。)至于中国和韩国官方一再要求的“正视历史”和“承认错误”，在她眼中，则无异于是要日本“毫无保留地接受中国和韩国版本的历史”罢了。

眼下，英国的皇家战争博物馆伦敦总馆仍在大修之中，我们尚无法一窥英国官方对二战全景的描写和呈现。但若以仅法国巴黎荣军院内的军事博物馆之“二战史迹馆”为例，遗憾的是，整个东亚战局的所占篇幅极小─而即使只在展览的末尾约略带到东亚，仍是将向外发动侵略的日本，作为叙事的主线和文物的主要陈展对象。而涉及中国战局和中国战时社会情况的说明内容，则几近于无。惟有在全球各国死伤人数的排行榜榜首上，挂着一个令人忧伤的CHINE。

在东亚，战争所造成的伤害规模、其所蔓延的时间长度与空间广度，还有被攻击区域内所发生的社会震荡、人口流离、占领者的统治手段和对被占领人民的压迫程度，是不是跟西欧国家在二战时所经历的经验，属于同一个量级的冲击和伤痛？抑或是在这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落差，以至于部分西方人，不免会对东亚诸国至今为什么还在为七十年前的历史叙事大动肝火而感到困惑？凡此种种，都是我们在进行对外沟通、从事国际说服，诠释吾人到底在警惕着什么、究竟是为了什么而愤怒之前，所先要摸清的背景、所需要做足的功课。

或许，我们很难让所有的人，全都同意我们每一句话的立场；但是，多对一位听众、多述说一段真实故事的努力，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由自身做起的事情。

(本文曾首发于《英中时报》)